蔗尾蜂房

謝冰瑩 (1906-2000)竹內好 (1910-1977)  讀謝冰瑩的《我在日本》，意外地認識了竹內好。「謝樣」在〈當了俘虜的——竹內好〉中很生動地刻畫了青年竹內好的形象：民國二十四年，我第二次抵東京的某天下午，有三位日本青年來看我，兩人戴著近視眼鏡，都不太說話，只有那個叫做岡崎峻夫的比較活潑，善於言辭，目力很好。竹內好的身體較胖；但不高，他沉默時，很像個思想家。武田泰純的個子，較竹內好矮小，老是瞇著眼睛微笑，也不太喜歡說話。竹內好，有時偏著腦袋，好像在思索什麼問題。…我曾讚美他們為桃園三結義，他們非常高興地說：『我們真像三結義，目前正在計畫翻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紅樓夢呢。』這三位青年，就是「中國研究學會」的發起人，他們都是東京帝大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其中，竹內好的大學畢業論文頗為果敢地研究郁達夫的作品。他們創立了《中國文學月報》，批判當時日本的傳統儒學遺留下來的「舊漢學」和受歐洲影響、標榜科學性的「支那學」，企圖探索出屬於自己的「中國文學」的研究取向。可以想像，在性格爽朗的「女兵」謝冰瑩面前，這三位年輕的讀書人顯露出一種有趣的靦腆神態。

 

  旅行往往從回家之後才開始…那是我去韓國六天旅程的最後一個上午，一大早與同行的朋友們約好一起去「梨太院」瘋狂血拼。此處確是東西洋百貨薈萃之處，一家家人蔘藥材、手工藝品、特產食品的店舖令人眼花撩亂。我雖對購物沒什麼興趣，卻也買了人蔘薑糖、一隻紅銅懷錶和一組螺鈿漆器，然而我看了就買，並不殺價比較，這只花了我半小時(一方面也是阮囊羞澀之故)。正覺得不知如何消磨時間，驀然望見不遠的山坡上，層層疊疊的屋舍堅間露出一對高高的清真寺叫拜塔。微雨的初秋，霧染的白晝，灰青色的叫拜塔顯得冰涼、安靜。於是我硬拉著一位接待我們的韓國學弟東權先生，脫離了血拼的隊伍，前往朝見這所透著神秘感的清真寺。其實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旁也有一座清真寺，我平時坐公車通勤也時常經過，大概是因為建在開闊的地面上，少了一分隱約的美感，我並不覺得清真寺有何特殊。但漢城「梨太院」有點像台北天母，位在緩坡參差起伏的地區，也同樣被協防的美軍選為軍事機構的所在地，數十年的經營，綠草碧坡、老樹成蔭，漆黑的柏油路在漸層的房屋間蜿蜒，頗有圖畫佈局之美。我抬著頭只顧盯著叫拜塔一路走去，一鑽入山坡裡卻迷失在迂迴的巷弄之中，遠看十分高聳的塔樓也被窄巷兩旁的屋簷遮蔽，東權與我繞了半個多小時，好像進了迷宮。因為考慮到回程的時間，怕耽誤了大家集合，東權滿頭大汗一直問路，卻因為巷道崎嶇，雖問了路也不易尋得正道，走著走著竟下坡回到了大街上，最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錯過了一條小岔道，早已過門而不入。我們終於問對了人，迷宮一下子被破解了，五分鐘後穿過一條窄巷，如進了一座玄關，清真寺陡然聳立在面前。顧名思義，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最為樸實，沒有華麗雕飾，沒有燒香祭拜之處，只有幾何型的拱廊、門窗和醒目的圓頂、叫拜塔。東權與我並不了解伊斯蘭文化，只是靜靜地繞行清真寺一圈，達成了一時任性的行程，也調勻了爬坡疾走的呼吸。我忍不住從窗口窺伺正殿的禮拜室，結果當然只是看到空蕩蕩的幾根柱子，和面向麥加的淺淺壁龕，空無一物、唯有心中真主，每座清真寺都相同。臨走前東權幫我在清真寺門口拍攝照片，按理說在清真寺也不該照相，因為任何個人的形象，都不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伊斯蘭文化所喜愛的。但是人的記憶如此薄弱，遠方的旅程又如此難得，我也只好做一回無聊觀光客了。觀光結束之後，旅行從回家之後才開始…為何漢城會有清真寺？這個問題我事後才想到。韓國可是距離伊斯蘭國度很遠很遠的國度，歷史上似乎缺乏交流，近現代也無移民往返。等我回到台北家中小小的書房後，我的書蟲癖又犯了，開始在書海中從阿拉伯「臥遊」到韓國。根據阿拉伯史書記載，早在公元九世紀時就有穆斯林到達過朝鮮半島，而且似乎安家立業一去不返。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adzbeh)成書於公元844-848年間的地理書《道里邦國志》(Katab al-Masalik wa’l-Mamalik)中「通向中國之路」一節裡記載：「在與剛素(Qansu)對面的中國的盡頭有眾山及諸國，那就是新羅(Al-Shila)國。該國盛產黃金，由於那裡土地良美，故有一些穆斯林入其國定居下來。沒有人曉得新羅國以外的情況。」[1] 同一時期，另一部著名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al-Kitab al-thani min akhbar al-Sin wa al-Hind)則敘述：「中國東部臨大海，有錫拉(Sila)諸島。島上居民是白色的人，他們每年向中國朝廷纳貢。他們說如果不向中國君主纳貢，那麼他們那裡就不下雨。我們誰也沒有去過那些島上，因此也就不能談有關島上居民的情況。在這些島上，動物有白隼。」[2]當時韓國正值新羅王國時代，阿拉伯文獻中Shila的音譯頗為準確。至於剛素(Qansu) ，據學者考證應該是「江都」(Qantu)之筆誤，就是隋煬帝流連忘返的江都城，煙花三月的揚州。九世紀的唐代海上交通已頗為發達，可乘季風從長江三角洲往來朝鮮半島，揚州以北的海州(今江蘇連雲港)、楚州(今江蘇淮安市)，以南的明州(今江蘇定海縣)、越州(浙江紹興市)，皆是新羅人往來的口岸，而這些港口透過運河總匯於揚州，故稱新羅在江都對面。唐代揚州是國際大都會，據《舊唐書．田神功傳》記載，有「商胡波斯」數千人。1980年楊州市郊北邊蜀崗地帶的唐代墳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釉綠背水扁瓷壺」，其正面撰有文字，據學者考證是阿拉伯文「安拉是偉大的」(Allah al-akbar)，估計為晚唐(九世紀)長沙官窯生產的瓷器，瓷工大概不懂阿拉伯文，其文字是照樣描上去的，所以並不工整。這證實了唐代長沙瓷器經過揚州外銷中東地區的歷史，同樣透過揚州，中東的穆斯林接觸到了新羅王國。此外，文中提到新羅向唐朝纳貢，又特別提到新羅出產「白隼」(或譯為白色的鷹)，感覺上好像是貢品的一種。《舊唐書》中記載新羅使者「獻金、銀、牛黃、魚牙納、朝霞紬等」；《新唐書》則記載「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綢、海豹皮。…上異狗馬、黃金、美髢諸物」，並沒有提到「白隼」。不過新羅的《三國史記》記載對大唐的官方貿易商品中，有「擊鷹」(或鷂子)一項，東北亞以出產獵鷹「海東青」著名，可能新羅當時有引進稀有的白鷹到中國，令中東商人印象深刻吧！[3]

三 毛從利比亞到西撒哈拉:讀王琰如與三毛的散文集最近在看王琰如的散文集《我在利比亞》，是她在1960年代隨夫婿到該地工作居住前後約五年的紀錄，比起三毛如夢似幻的西屬撒哈拉(Spanish Sahara)經驗，王琰如是務實的家庭主婦。她首先考慮到如何從台灣夾帶生薑到該地種植(然而每家的生薑都在長途海運中陣亡，僥倖存活的在利比亞也種不活)；如何自製豆腐(後來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如何用麵粉洗出麵筋(這點她做到了，了不起！)王女士頗為得意地炫耀她在利比亞還能做出她的招牌菜「素食錦，並介紹她在台北的文友們的名菜，例如，潘琦君善燒蝴蝶魚、劉咸思會做核桃酪...總之，在利比亞令人意識到中華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吃。例如醬油，居然有老中發明醬油粉這種恩物，可以買來沖泡醬油。伊斯蘭教國家不能吃豬肉，則讓家裡的老爺孩子們對吃膩的牛肉與雞肉抱怨連連(這彰顯了豬肉在中華料理中的地位)，而海運來的金針、木耳、霉乾菜、糯米粉、牛肉乾等等可都是無價之寶啊！ 我媽曾遠征過我們在非洲中部的邦交國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我國駐該國的大使館，凡是入口的東西，從蒸餾水開始，全部依賴台灣的貨櫃補給。當地的東西，只吃一樣，就是特辣的非洲辣椒。我媽帶回來一罐大使館的辣椒醬，只需用三分之一的量就能達到台灣辣椒醬的效果。但最後因為吃的太慢，擺在冰箱裡發霉了。 王琰如

[這樣做好嗎？]
--Stevie Smith
這樣做好嗎

我 
    恨 
        彼 
            女
--Stevie Smith
我恨彼女
她真冷酷。
然其雙眼向我訴說
她並不似金玉一般優秀。
我欲其死，
然將何為？
吻她，吻她，
但願她也會回吻我。

[男人是條遊魂]
-- Stevie Smith (1902-1971)
男人是條遊魂。這點可憐的肉體知之甚詳，

[噢，哈巴狗！]
寫給伯朗氏的哈巴狗，趴坐在我腿上，在他們車中，從諾弗克返家的路上
--Stevie Smith

[英國男人]
--Stevie Smith
許多英國人，

[幸福]
--Stevie Smith
幸福對朋友保持沉默，說起話來又模稜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