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尾蜂房

我是否要像伏爾泰(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1694 – 1778)的小說《憨第德》(Candide)中的潘若斯博士（Dr. Pangloss）一樣，相信我所存在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呢？我的意思是，台灣所有的可能中最好的可能，是否就是「維持現狀」？讀了美國歷史學者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 )在《倫敦書評雜誌》(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專論〈台灣勝負未定的選舉〉(Stand-Off in Taiwan)，我很驚訝的發現，他居然坦白地稱台灣為美國的「保護國」(protectorate)，並說正如當初南京政權必須容忍日本的保護國——「滿洲國」——今日的北京政權亦對台灣暫時無可奈何！

最近在台灣頗為熱門的《想像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unity)的作者，國際關係學者班奈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 )正是派里．安德森的親兄弟，派里自己的重要著作《絕對主義國家的譜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正好與其兄長的著作呈姊妹關係。因此派里．安德森該文對民族國家問題的分析架構並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他戳穿了民族國家問題的華麗外表，赤裸裸地證明台灣是美國武力之下的保護國。

再繼續討論派里．安德森的論述之前，照例要迂闊一番，談談「世界體系」的問題。最近我同時讀了經濟學家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的著作《漫長的二十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與《現代世界體系的渾沌與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發現一些有趣的問題。阿銳基試圖整合一串威名赫赫的經濟史學者，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宋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等人的研究，再加上關於「霸權」(hegmony)的理論，如「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威廉．麥尼爾」(William McNeill)等人的研究，大膽勾勒出過去五百年來巨額資本的累積週期，與金融中心、歐洲霸權中心的轉移現象：從「威尼斯—熱內亞」到「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乃至於今日的「東亞」。

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

話說上文提到的那位「熱心的事件，不外跳舞音樂，吃飯睡覺。」的衣色加學生會會長譚某，終於召開了學生會。徐志摩的日記中，竟出現了一段八卦消息：

[八月十八日]

…那天晚上這幾位小姐的情形，倒著實有些討論的價值。我先把他們的性情舉止，大概照我眼光分一分類。今年在衣色加總共有十位中國小姐：兩鄺，兩楊，容，丁，兩劉，袁，吳。這十位小姐，一位有一位特色，橫豎空著，等我仔仔細細來分析評判一下。其中我最生疏的，是廣東劉、容兩位。從來不曾一親芳澤，所以只可極粗簡的說幾句。劉女士尊容，頗為激目。因為他身材是矮而肥，簡直直上直下，說句唐突話，像冬瓜那麼一段。再加上一顆斗大的頭顱。面如滿月，眼若銅鈴。口闊，眉濃，鼻大，就剩皮膚倒還白皙，否則不堪設想了。他時常同容小姐在一起。這位容小姐，也是一樣的機目，前者是醜的激目，後者是美得激目。容的姿韻體態，在中國人中，決計是第一流。劉極侏胖，容是頎癯。暫且擺開頭面，只看他肩若削，腰堪搦，背直而不僵(最為難得)，十指如春蔥，行路似嬌柳風挾，直[實]在是難有可貴，可與西艷[施]核一日之長。總而言之，體態輕盈，然而身體雖好，總還是面首側重。容的微憾就是過癯了些，下頷稍促，所以瓠犀的時候，不免有齲齒之跡。論他膚色是珠潤玉圓，一雙星波，深情盪漾之中，隱隱有幾分霜氣。容小姐分明是一性氣高傲的女子。他那落落寡合的神情，也不知曾經得罪了多少人，但是他我行我素，艷李塞冰。張鑫海非常景慕他顏色，但是怪他的神色太活現了。我說原諒點兒罷，人家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噢！這劉、容二姐，獨立為黨，少與其他小姐們來往，男人是不用說了。

最近與B君閒聊，提到「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也就是熱衷政治活動的徐志摩。徐志摩受到張君勱、粱啟超、林長民等人的器重，絕對不只是看重徐的家世或文才，而是看重徐對政治與社會方面的理念。畢竟張、粱、林根本就是政壇大老級的人物，雖然最後無法取得太多實際權力，林長民還死於兵變；但可想而知，在權力競爭的過程中，有很多暗中角力的過程。徐志摩可能參與機要，扮演比較隱匿無實，但不一定是邊緣性的角色。這使我又以一種新鮮的態度，注意著關於徐志摩的事情。因此前日在書店看到《徐志摩未刊日記(外四種)》，很是高興，這本書整理出徐在杭州念中學時期的〈府中日記〉(1911)，以及徐在美國留學時期的〈留美日記〉(1919)，算是新史料吧。

徐志摩對「五四運動」的反應

我當然立刻翻閱日記中一九一九年五月的部分，果然五月一日與五月二日都在談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五月一日]

跟我房間隔了一條防火巷的隔壁公寓中，某位不知名的鄰居，大約在兩年前開始玩起音響。我毫無理由說他品味太差，因為他播放的都是正統的西洋古典交響樂，但問題是，他似乎偏好那種波瀾壯闊、頗為灑狗血的那些樂章，例如天鵝湖之類的，或是現在這首快樂頌第二樂章...

更不幸的是，我看過史坦利．庫柏利克導演的「發條橘子」，相信看過這部電影的讀者，能夠體會這是多恐怖的一個樂章，至於沒有看過該片的讀者，也應該有看過庵野秀明導演的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吧？總之，半夜十一點半聽到隔壁傳來這種血脈賁張的旋律，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恐怖的事，因為我會無法抑止地想像那位不知名的鄰居，半夜獨坐在他的寶貝音響前，閉目做出某種變態的表情，享受這種激昂的交響樂的詭異畫面！

那麼，半夜應該聽什麼古典音樂才對呢？這可把我給問住了！事實上我的品味不會好到哪裡去，咳...例如德布西或帕格里尼如何？(我彷彿已聽到對西洋古典音樂內行者的爆笑聲…)或許正確的答案是：「只有德布西的某某某鋼琴曲，或是帕格里尼的某某某號協奏曲，才適合獨自在半夜自己的房間用音響聆聽...」(是嗎？)

各各他情婦我的叛徒
--駱以軍

（我的優美寫在我每一次嘲笑時牽起的皺紋）
黃昏教堂鑲彩窗上交疊映出衣不蔽體的你
和黑披風重回北地的情婦

[鞋]
◎夏宇

昨天的日記就寫在那封給你的信上
關於落榜以後的事
並且問候你

最近巨流出版社翻譯了Kenneth G. Henshall寫的入門教科書《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譯者李忠晉，2003)，若對照鄭梁生先生的《日本通史》，這本書篇幅雖少，但真是好看多了，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居然還介紹了較不出名但影響力不在內藤湖南之下、長年旅居中國的記者兼「中國通」橘樸(1881-1945)，真是令人驚訝！不過，國內翻譯日文書集或從事日本研究的專業與業餘人士雖眾，也很有成就，卻很少有人翻譯日本學者寫的日本通史著作，令人覺得有點奇怪？

我對日本史的了解實在膚淺。話說回來，我在國中時就曾對日本史產生興趣，家裡有本陳水逢先生的《日本文明開化史略》(台灣商務，1967)，就糊裡糊塗拿來唸了，主要是當成戰爭故事來看，畢竟，最初的動機是想了解甲午戰爭為何會輸給日本。事後想想，抱持著「日本為何會成功」這種想法而找日本史的書來讀，實在是一種誤導性的觀念。

第二次想要讀日本歷史，卻是因為讀了簡江作先生的《韓國歷史》(五南，1998)的關係，所以找了鄭梁生先生的《日本通史》(明文，1995)，兩書互為補充。這又是另一種奇怪的心態…事實上那時還讀了吳鈞先生的《越南歷史》(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比較注意的，反而是如何撰寫「國別史」的形式問題。(然而這三部日、韓、越歷史互不聯屬，並不能帶給我任何「東亞世界」的整體感) 後來又讀了大陸那邊翻譯的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北京商務，1972)以及《戰後日本史》(《戰後日本の歷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由於井上清抱持強硬的「左派觀點」，所以倒也描繪出一幅清晰的歷史圖像。(包括該吹捧蘇聯的時候就吹捧蘇聯的清晰感) 讀Henshall的《日本史》也同樣有另一種「西方」(西歐北美紐澳)觀點的清晰感。我想，對我這樣一個入門(而且大概永遠不會進門)的讀者而言，喜歡的應該是這種「清晰感」。

我承認詩不可譯,季羨林先生在一文中說:"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裡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只要有勇氣的人!"但不是每個人都像季先生一樣能以梵文或巴利文閱讀印度兩大史詩,大多數人都得倚賴季先生的譯本! 我想絕不能因為沒機會學印度語言,就放棄閱讀印度兩大史詩,就像有幾人能用古希臘文閱讀荷馬史詩? 難道我們就因此不讀荷馬史詩了嗎?

誠然,英文是很通行的語言,但我想國內英文好到能流暢地讀英文詩集,不用到處査字典而能盡得其意的人,屈指可數. 所以我想譯詩作為原文的對照參考,仍是有必要的,但一定要對照原文來閱讀就是了.又,我只是小打小鬧而已,本來發願要譯Sylvia Plath早期作品50首,說來丟臉,目前也卡住了(嗚...剩下的15首都頗難),對我來說,譯詩沒辦法說一天一首兩週把十五首解決掉...但另一方面,有人說翻譯其實是一種抄襲,有時看到好作品(又是自己力能翻譯的),就會忍不住用自己的語言"抄襲"一遍 ...

房龍(Hendrik Willem wan Loon)在>(The Fall of the Dutch Republic,朱子儀 譯)一書中寫道:"低地國家從來都有一個極其好學的風氣,那裡的民眾對什麼事情都嚴肅地對待,並對書本學習興趣頗高.這種攻讀和研究的興趣也使商業的發展(特別是船運)受益.人們學習外國的語言,連像黎凡特(案:指東地中海沿岸)這樣遙遠的國家,其語言也有人在用心地學習." 日本鎖國時期有幸能與荷蘭保持聯繫,透過荷蘭翻譯本閱讀歐洲各國名著,並擇要翻譯成日文,發展所謂的蘭學,奠定明治維新後"開知識於世界"的科學發展基礎. 我深信有能力讀外文著作的知識人,都有責任做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