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尾蜂房

我是否要像伏爾泰(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1694 – 1778)的小說《憨第德》(Candide)中的潘若斯博士（Dr. Pangloss）一樣，相信我所存在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呢？我的意思是，台灣所有的可能中最好的可能，是否就是「維持現狀」？讀了美國歷史學者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 )在《倫敦書評雜誌》(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專論〈台灣勝負未定的選舉〉(Stand-Off in Taiwan)，我很驚訝的發現，他居然坦白地稱台灣為美國的「保護國」(protectorate)，並說正如當初南京政權必須容忍日本的保護國——「滿洲國」——今日的北京政權亦對台灣暫時無可奈何！

最近在台灣頗為熱門的《想像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unity)的作者，國際關係學者班奈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 )正是派里．安德森的親兄弟，派里自己的重要著作《絕對主義國家的譜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正好與其兄長的著作呈姊妹關係。因此派里．安德森該文對民族國家問題的分析架構並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他戳穿了民族國家問題的華麗外表，赤裸裸地證明台灣是美國武力之下的保護國。

再繼續討論派里．安德森的論述之前，照例要迂闊一番，談談「世界體系」的問題。最近我同時讀了經濟學家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的著作《漫長的二十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與《現代世界體系的渾沌與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發現一些有趣的問題。阿銳基試圖整合一串威名赫赫的經濟史學者，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宋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等人的研究，再加上關於「霸權」(hegmony)的理論，如「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威廉．麥尼爾」(William McNeill)等人的研究，大膽勾勒出過去五百年來巨額資本的累積週期，與金融中心、歐洲霸權中心的轉移現象：從「威尼斯—熱內亞」到「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乃至於今日的「東亞」。

某些方面來說，脫胎於歷史學的經濟學，一旦再度回頭擁抱歷史學，或再度被歷史學擁抱，似乎就變成近乎歷史哲學的東西。這不禁令我想起另一串名單：「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湯恩比」(A.J. Toynbee,1889-1975)。請注意，上述的人名與地名我都打了括號，阿銳基的研究，讓我覺得時間、空間與概念中的現實，都變成可以操作的符號與觀念。因此「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加「濱下武志」，就可以創造出以下的論述：

「一個國內經濟比其附屬國強大很多的帝國中心，朝貢和貿易關係在其中互相滲透，這就使美國這種單方面統治與過去中國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極為相似。從這個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說，美國把先前中國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的外圍，轉變為美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的外圍，實現了自己在東亞的霸權。不過，這一美國為中心的體系，其結構和導向都要比其中國前任更為黷武。這不但是因為它依賴於一個無可比擬的規模巨大、技術先進的軍事—工業機構；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為中心的體系中，帝國與附屬國之間存在一個功能上的專門化，而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中不存在類似的劃分。美國專門負責提供保護，追求地區和全球政治力量，而東亞各附屬國則專門負責貿易，追求利潤。」

我只能說：天啊！這真是太有趣了！這絲毫沒有譏諷阿銳基的意思，對我來說，經過「黃仁宇」(Ray Huang, 1918-2000)與「布勞岱」的著作的洗禮，頗為容易接受「阿銳基」這種系出同源的理論。至少，我覺得「阿銳基」這個品牌還不錯，比起類似的「貢德．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略勝一籌。

或許我只是太過無知，渾然不知1944年「布列頓森林會議」(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的深刻意義，所以看到「阿銳基」毫不遮掩地將「半主權」(semi-sovereignty)、「準國家」(quasi-state)這類的字眼掛在嘴邊時仍然嚇了一跳。言歸正傳，再回到派里．安德森對台灣的評論，他認為目前中國雖對台灣文攻武嚇，但苦於軍事能力不足，事實上並無力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美國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e)與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制約之下，縱然獲得了最大的利益，但對台灣問題也陷入做繭自縛的被動處境。

多方角力中唯一具有「動能」(dynamic power)的角色，竟是小小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未來動向。不過，派里．安德森也直接地指出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能忍受一個同族裔、同語言的地區從本國中分裂出去，而承認其獨立的地位。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的獨立是基於境內組成地區的族裔、語言、宗教各不相同、互不相容的處境。派里．安德森以美國「南北戰爭」為例，認為就算台灣的歷史造化特殊，世界各國基於自私的考量，恐懼自身成為下一個領土分裂的受害者，大概很難承認台灣的「獨立」，而會反對台灣的「分裂」(secession)。

對美國來說，全球的經濟實力已轉移到以日本為首的東亞地區，然而「九一一」之後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證明，在蘇聯解體後，全球的政治軍事大權仍牢牢掌握在美國為首的北美、西歐大國手中。然而正是冷戰後期日本對美國的財政支持，例如收買美國國債或併購美國公司，使美國得以擊敗蘇聯，而免於本國民生經濟崩盤的慘況。也就是說，美國已從二次大戰後取代大英帝國，成為集政軍、經濟於一身的霸權後，在冷戰期間竟失去了世界經濟的霸權，不過，東亞雖取得(或取回)了經濟的霸權，卻也沒有任何一國有能力建立政治軍事的霸權。另一方面，正是以美國、日本、台灣為首的資本與技術投注到文化大革命後百廢待舉的中國，中國才得以創造驚人的經濟發展，並進而擴大其實質的政治軍事影響力。短期內中國若要挑戰美國的政治軍事力量，強行統一台灣，可能會造成相互毀滅性的後果；相反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繫住了台灣的投資與利益，這也是難以逆轉的趨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東南亞」這一層層制約、相互協力的經濟鏈，事實上主導了全球的榮枯，若不想面對經濟大崩潰的慘況，也只能一路向前走。

2004年台灣的選舉又創造了全民政治化的另一波高峰，我想這次「藍軍」之所以會失敗，主要原因在於面對「綠軍」的訴求，「藍軍」認為台灣既不能獨立也不想統一，卻又無法提出一個讓台灣「混下去」的好理由！或許上述的「朝貢和貿易關係」的新解，能帶來一個古為今用的契機，參考韓國、越南、琉球的歷史，不難發現其內政外交糾纏著「事大派」與「獨立派」的鬥爭，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若是大國與小國間能妥善平衡，大國能享受朝貢的虛榮，小國也能享受貿易的實利，若是不能平衡而爆發戰爭，則小國的下場是毀滅，大國則是崩潰。而台灣則面對兩個「朝貢貿易體系」，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台灣必須買美國的武器，賣中國的商品；台灣必須以「事大之禮」面對中國，模糊地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也必須「實質獨立」，繼續當美國間接統治的「保護國」。這時台灣難道不能承認「中華民國」所帶來的尊嚴、利益與保障嗎？也就是，別想太多，唯有我們繼續「混下去」，全球才混得下去！

那麼「未來」將如何呢？倘若發生核戰爭，則全球都沒有未來，倘若資本主義體系不能繼續擴展，發生經濟大崩潰，則全球都沒有未來。資本主義體系確實朝著「人盡其才、貨暢其流、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方向擴張著，然而當體系變得越複雜精密，賴以維生的人越多，也變得越脆弱易毀，然而這個體系已成為無可取代的體系，我們當然不願意見到「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大倒退，或許我們更應該擔心「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環保問題。

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在《神曲》(Divina Commedia)中所塑造的地獄邊緣的地區、等候裁判的處所，我戲稱為「凌波煉獄」的地方(Limbo，正好與西印度群島的「凌波舞」同音)，主要留給在耶穌基督之前誕生，無緣接受基督教洗禮的人們，例如古希臘羅馬的哲士或中國的聖賢，在那裡既不能上天堂、也不會入地獄，也就是「維持現狀」的地方。倘若台灣的政治人物能意識到所謂的「民族國家」、「絕對主義國家」、「霸權國家」的時代已經結束，考慮到台灣身為「半主權」、「準國家」的現實，不在拘泥於雞首牛後的虛榮，那麼就會發現(或許早就發現)，對中美日台來說，不，對全球來說，「維持現狀」可能真的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可能」。


延伸閱讀：

Perry Anderson, “Stand-Off in Taiw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6 No. 11 dated 3 June 2004. (http://www.lrb.co.uk/v26/n11/ande01_.html)

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 譯，《漫長的二十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香港：牛津出版社，1999)。

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貝弗里．J．西爾弗(Beverly J. Silver)等著，王宇潔 譯，《現代世界體系的渾沌與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北京：三聯書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