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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巨流出版社翻譯了Kenneth G. Henshall寫的入門教科書《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譯者李忠晉，2003)，若對照鄭梁生先生的《日本通史》，這本書篇幅雖少，但真是好看多了，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居然還介紹了較不出名但影響力不在內藤湖南之下、長年旅居中國的記者兼「中國通」橘樸(1881-1945)，真是令人驚訝！不過，國內翻譯日文書集或從事日本研究的專業與業餘人士雖眾，也很有成就，卻很少有人翻譯日本學者寫的日本通史著作，令人覺得有點奇怪？
我對日本史的了解實在膚淺。話說回來，我在國中時就曾對日本史產生興趣，家裡有本陳水逢先生的《日本文明開化史略》(台灣商務，1967)，就糊裡糊塗拿來唸了，主要是當成戰爭故事來看，畢竟，最初的動機是想了解甲午戰爭為何會輸給日本。事後想想，抱持著「日本為何會成功」這種想法而找日本史的書來讀，實在是一種誤導性的觀念。
第二次想要讀日本歷史，卻是因為讀了簡江作先生的《韓國歷史》(五南，1998)的關係，所以找了鄭梁生先生的《日本通史》(明文，1995)，兩書互為補充。這又是另一種奇怪的心態…事實上那時還讀了吳鈞先生的《越南歷史》(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比較注意的，反而是如何撰寫「國別史」的形式問題。(然而這三部日、韓、越歷史互不聯屬，並不能帶給我任何「東亞世界」的整體感) 後來又讀了大陸那邊翻譯的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北京商務，1972)以及《戰後日本史》(《戰後日本の歷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由於井上清抱持強硬的「左派觀點」，所以倒也描繪出一幅清晰的歷史圖像。(包括該吹捧蘇聯的時候就吹捧蘇聯的清晰感) 讀Henshall的《日本史》也同樣有另一種「西方」(西歐北美紐澳)觀點的清晰感。我想，對我這樣一個入門(而且大概永遠不會進門)的讀者而言，喜歡的應該是這種「清晰感」。
但是讀陳水逢先生與鄭梁生先生的書，就讓我覺得「模糊」。但若要我認真敘述,，也只能很「模糊」的講：就是讓人讀了還是覺得很「模糊」的感覺。當然，陳水逢先生有強烈的「大中國」立場，但這種立場本身就是「模糊的」，遠不如「左派」或「西方」的觀點那麼「清晰」，難道這就是不具備「現代化」的立場去看歷史的結果嗎？總覺得在所謂「同文」的文化圈下，又自居「中心」的華人史家，寫日本史時，總不免陷入講了一堆瑣碎史事，卻缺乏有洞察力的觀點的困境。
或者說，與韓國史、越南史相比較，日本史的重心(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前的部分)，實在不易被熟習中國史架構的史家掌握。(韓國與越南史至少會被視為抵抗中國、鄰近族群與歐美帝國主義等外敵的民族獨立史) 結果到頭來，不要說「台灣觀點」了，我連如何用「中國觀點」來看日本史，都看不清晰。這反而讓我大惑不解，並且興趣大增：台灣的日本史研究，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潛在問題呢？倘若所謂的「大中國主義」的預設立場不可取，那麼該如何模擬日本的角度來了解日本歷史呢？或是，該以杜正勝先生提出的「同心圓史觀」來了解日本嗎？
說到這裡，我最近突然想到，若講究起同心圓史觀，台灣研究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歷史的學者(請注意，琉球史包括史前文化、琉球王國與沖繩置縣等階段的歷史；菲律賓史亦包括史前文化、以呂宋為中心受西班牙、美國殖民影響的天主教文化、以蘇祿、民答那峨為中心的伊斯蘭教諸蘇丹國和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等階段的歷史)，多半具有「大中國主義」思想，蓋研究琉球群島的動機有一半是為了「保釣」，而且多半會扯上「漢文化圈」的概念，時常與日、韓、越來個「比較研究」。研究菲律賓群島者則多為菲律賓「愛國華僑」，或是「國際關係」系統的學者...由於兩個領域以往在國內十分冷門，業餘研究者的成就往往與偶而涉獵的專業研究者不相上下，更突顯出歷史研究中許多有趣的問題。
這時再反觀Henshall的《日本史》，就會發覺他雖在資料運用上強調以英語二手研究為基礎，以便利入門讀者在不懂日語和漢字的條件下，能盡可能地進階閱讀。但基本上他總是企圖站在「全球」的觀點關照出日本歷史的特殊性，並解釋其歷史行為的動機、抉擇與實踐結果。雖然不能說他完全沒有所謂的「歐美中心主義」，但也必須承認，就算是「歐美中心主義」，其內容與視野也含蓋了「全球」的一半以上，遠遠大於日本與東亞的固有歷史視野！
所以我想「同心圓史觀」應該是追求全球觀點這個「大圓」的過程。以前曾在課堂上聽老師講過一位日本歷史學者的名言，大意是「任何地方都有五千年的歷史」。我想這不是意味著每個地方的歷史「勢均力敵」而皆能「光榮孤立」，而是意味著每個地方的歷史皆同時展開、互相依存。台灣的日本史研究者，是否因為忽略了東南亞、西伯利亞、阿拉斯加，甚至是祕魯、南非等地，所以才無法清楚地訴說日本呢？不管是研究日本史或任何國別史、斷代史、專史，都應該以「地球」為中心而出發才是。不過，許多陳陳相因的思考方式與學術取徑，自有其發生與因果的內部邏輯，復有各種不停歇的外力干擾，大概要等人類移民外太空,產生了月球史或火星史之後，才能有所謂的「地球觀點」吧！
我對日本史的了解實在膚淺。話說回來，我在國中時就曾對日本史產生興趣，家裡有本陳水逢先生的《日本文明開化史略》(台灣商務，1967)，就糊裡糊塗拿來唸了，主要是當成戰爭故事來看，畢竟，最初的動機是想了解甲午戰爭為何會輸給日本。事後想想，抱持著「日本為何會成功」這種想法而找日本史的書來讀，實在是一種誤導性的觀念。
第二次想要讀日本歷史，卻是因為讀了簡江作先生的《韓國歷史》(五南，1998)的關係，所以找了鄭梁生先生的《日本通史》(明文，1995)，兩書互為補充。這又是另一種奇怪的心態…事實上那時還讀了吳鈞先生的《越南歷史》(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比較注意的，反而是如何撰寫「國別史」的形式問題。(然而這三部日、韓、越歷史互不聯屬，並不能帶給我任何「東亞世界」的整體感) 後來又讀了大陸那邊翻譯的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北京商務，1972)以及《戰後日本史》(《戰後日本の歷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由於井上清抱持強硬的「左派觀點」，所以倒也描繪出一幅清晰的歷史圖像。(包括該吹捧蘇聯的時候就吹捧蘇聯的清晰感) 讀Henshall的《日本史》也同樣有另一種「西方」(西歐北美紐澳)觀點的清晰感。我想，對我這樣一個入門(而且大概永遠不會進門)的讀者而言，喜歡的應該是這種「清晰感」。
但是讀陳水逢先生與鄭梁生先生的書，就讓我覺得「模糊」。但若要我認真敘述,，也只能很「模糊」的講：就是讓人讀了還是覺得很「模糊」的感覺。當然，陳水逢先生有強烈的「大中國」立場，但這種立場本身就是「模糊的」，遠不如「左派」或「西方」的觀點那麼「清晰」，難道這就是不具備「現代化」的立場去看歷史的結果嗎？總覺得在所謂「同文」的文化圈下，又自居「中心」的華人史家，寫日本史時，總不免陷入講了一堆瑣碎史事，卻缺乏有洞察力的觀點的困境。
或者說，與韓國史、越南史相比較，日本史的重心(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前的部分)，實在不易被熟習中國史架構的史家掌握。(韓國與越南史至少會被視為抵抗中國、鄰近族群與歐美帝國主義等外敵的民族獨立史) 結果到頭來，不要說「台灣觀點」了，我連如何用「中國觀點」來看日本史，都看不清晰。這反而讓我大惑不解，並且興趣大增：台灣的日本史研究，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潛在問題呢？倘若所謂的「大中國主義」的預設立場不可取，那麼該如何模擬日本的角度來了解日本歷史呢？或是，該以杜正勝先生提出的「同心圓史觀」來了解日本嗎？
說到這裡，我最近突然想到，若講究起同心圓史觀，台灣研究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歷史的學者(請注意，琉球史包括史前文化、琉球王國與沖繩置縣等階段的歷史；菲律賓史亦包括史前文化、以呂宋為中心受西班牙、美國殖民影響的天主教文化、以蘇祿、民答那峨為中心的伊斯蘭教諸蘇丹國和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等階段的歷史)，多半具有「大中國主義」思想，蓋研究琉球群島的動機有一半是為了「保釣」，而且多半會扯上「漢文化圈」的概念，時常與日、韓、越來個「比較研究」。研究菲律賓群島者則多為菲律賓「愛國華僑」，或是「國際關係」系統的學者...由於兩個領域以往在國內十分冷門，業餘研究者的成就往往與偶而涉獵的專業研究者不相上下，更突顯出歷史研究中許多有趣的問題。
這時再反觀Henshall的《日本史》，就會發覺他雖在資料運用上強調以英語二手研究為基礎，以便利入門讀者在不懂日語和漢字的條件下，能盡可能地進階閱讀。但基本上他總是企圖站在「全球」的觀點關照出日本歷史的特殊性，並解釋其歷史行為的動機、抉擇與實踐結果。雖然不能說他完全沒有所謂的「歐美中心主義」，但也必須承認，就算是「歐美中心主義」，其內容與視野也含蓋了「全球」的一半以上，遠遠大於日本與東亞的固有歷史視野！
所以我想「同心圓史觀」應該是追求全球觀點這個「大圓」的過程。以前曾在課堂上聽老師講過一位日本歷史學者的名言，大意是「任何地方都有五千年的歷史」。我想這不是意味著每個地方的歷史「勢均力敵」而皆能「光榮孤立」，而是意味著每個地方的歷史皆同時展開、互相依存。台灣的日本史研究者，是否因為忽略了東南亞、西伯利亞、阿拉斯加，甚至是祕魯、南非等地，所以才無法清楚地訴說日本呢？不管是研究日本史或任何國別史、斷代史、專史，都應該以「地球」為中心而出發才是。不過，許多陳陳相因的思考方式與學術取徑，自有其發生與因果的內部邏輯，復有各種不停歇的外力干擾，大概要等人類移民外太空,產生了月球史或火星史之後，才能有所謂的「地球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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