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尾蜂房

最近與B君閒聊，提到「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也就是熱衷政治活動的徐志摩。徐志摩受到張君勱、粱啟超、林長民等人的器重，絕對不只是看重徐的家世或文才，而是看重徐對政治與社會方面的理念。畢竟張、粱、林根本就是政壇大老級的人物，雖然最後無法取得太多實際權力，林長民還死於兵變；但可想而知，在權力競爭的過程中，有很多暗中角力的過程。徐志摩可能參與機要，扮演比較隱匿無實，但不一定是邊緣性的角色。這使我又以一種新鮮的態度，注意著關於徐志摩的事情。因此前日在書店看到《徐志摩未刊日記(外四種)》，很是高興，這本書整理出徐在杭州念中學時期的〈府中日記〉(1911)，以及徐在美國留學時期的〈留美日記〉(1919)，算是新史料吧。

徐志摩對「五四運動」的反應

我當然立刻翻閱日記中一九一九年五月的部分，果然五月一日與五月二日都在談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五月一日]

通信：君勱信去。

二十六團凱旋大閱。

前日小余以紐約華報見示。有「廣東電王正廷，電阻任命梁任公為媾和委員。舊國會以梁親日，以將梁產充公。又上海總商會亦反對梁為代表」云云。廣東人積怨，污詞殊不足聽。昨接《益世報》載有中美通信社消息，巴黎有華人逆謀助日，以隳顧、王之功，未知誰何，但提某某親日派。又有一節系陸、王、顧聯電請梁為對日協議委員。中日交涉先由兩國協定再呈和席。《北京日報》亦有相等消息。今日最著之親日派莫若新交通。而王景春、葉恭綽赴歐之含有政治關係，不難推測。惟今日千鈞一髮，萬目睽睽，即有奸宄亦應震憚而稍歛跡。(徐志摩，2003：89)

[五月二日]

豈有喪心病狂，至于顯佐大仇，以為全國之公敵？不幸梁先生亦羼入其中，嫉之者唱而無識者和，即如王祖廉與任堅書認諑為信，訛虎三傳一市盡走。梁先生赤心義膽為兆民，先日月之明可得而圬邪？昨日接巴黎寄來一小冊，題曰《中國與世界和平》，梁先生所著。列述中國和平會議，要求款項合法洽理，而于歸還青島，廢除密約諸項，尤申言鑿鑿于此，可見梁先生之主張，風景之談何自來也。《晨報》(一日)突揭青島已定由日本承襲，將來由日本歸還中國，麥根拿聲言，「日本絕不背約，絕無永遠佔據之野心，其餘一切密約，均由兩國自定行協定。」換言之，即中國在和平席所有要求希望均已完全打消，日人完全勝利。于此不能無疑，此為中日先行協商之結果，而英法美認可之。則《益世報》所謂協議云云，不為無據。然則主議者誰，必有負責者在，但此間報紙從未提及，而國報又未續到。一團悶氣憤憤何似。[編者註：此日記分於二、三兩日中，今合併于二日內。] (徐志摩，2003：90)

《益世報》、《北京日報》與《晨報》皆是北京的報紙，徐遠在美東，能閱讀到的當然是過期的舊報紙。日記中所謂「《晨報》(一日)突揭青島已定由日本承襲」，應是指五月一日的《晨報》，因為英、法、美於四月三十日答應日本在對德和約中，將德國山東租借地的權利轉讓日本。(郭廷以，1980：481) 然而徐不可能在五月二日接到前日的《晨報》，由此可知徐的日記應是事後補記，已將事件的始末經過一番整理。

日記中四月下旬僅有十八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有日記，都只是個人感懷、收發的信件與來訪的友人的紀錄，皆只有寥寥一行文字而已：

[四月十八日]

今日祖母大人八旬榮壽，家中盛況可想。

[四月二十六日]

通信：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于別後書。

[四月二十九日]

通信：去家信，來煥文、徐昌、阿杲。

[四月三十日]

通信：君勱來片，來曹似冰、孫延杲。

(徐志摩，2003：89)

大概是當時徐尚未看到巴黎和會的相關報導，更不可能知道中國國內的狀況，所以生活依舊如常。可見，五月一日紀錄的「通信：君勱信去。」，應是當日所記，但內文則是日後補記。而五月二日的日記之後，接下來的十幾日都是空白，直到五月二十四日才有紀錄，這則日記應該是當日紀錄，不是補記，因為記載了當日天氣，以及收發信件等雜務，這則日記看起來像是抒發經歷了一連串外交與政治動盪之後的感想：

[五月二十四日]

氣候：如黃公度詩。

治事：寄尹、薛信，及凌贈與書。

通信：接到家信，仁陔寫。

悟夠，醒夠，但看究竟能否，幹否。莊嚴(制儀)、整齊(行事)、信實(存心)。做人。[編者註：黃公度詩：「半濕半晴梅雨道，乍寒乍暖麥秋天。」該詩句書於此日日記頁眉]。(徐志摩，2003：90)

由此推測，徐在五月二日到二十三日間，陸續在美國的報紙、紐約華報以及寄來美東的過期中國報紙中，讀到巴黎和會日本侵害中國山東權利的消息，中斷了日常流水帳式的日記(是否意味著打亂了徐的日常生活步調？)，然後在事件告一段落之後，徐特別在日記中補述這段經過。徐在日記中突顯的日期，是五月一日，也就是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發生劇變後，中方的反應。所謂的「五四運動」的消息，徐大概要到六月才得知，所以五月二十四日後，日記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才又有日記，但這篇日記已將焦點放在「五月四日以來全國蜂起情事」：

[六月二十二日]

自吳城到北場夏令會。

摩來美但九月，對于留學生情形不甚周悉。此次遄赴夏令會，並非有宗教興趣，亦非以避暑晏息為宗旨。此來蓋為有多數國人會集，正好借此時機喚起同人注意。五月四日以來全國蜂起情事。國內學生已結有極堅固、極致密之全國學生聯合會，專誠援盾外交、鼓吹民氣，一面提倡國貨抵制敵貨。吾屬在美同學當要有所表示，此職任所在不容含糊過去也。(徐志摩，2003：93)

由這幾則日記，確實可以看出徐志摩雖在美國留學，但對中國的政治外交仍非常關注，除了收集美國華人報紙、中國報紙的消息外，尚與巴黎友人保持通信，故收到梁啟超新撰的政治文宣手冊《中國與世界和平》。徐在一九一五年與張幼儀結婚，一九一六年就讀北京大學法律與政治系時，經張家介紹，成為梁啟超的弟子。(李歐梵，2002：80) 因此，徐志摩針對美國華文報紙與中國報紙對梁氏的攻訐，特別在日記中寫下了爲梁氏辯護的內容，似乎可以推想，他當時在美國留學生界應也是極力爲梁氏辯護吧。若我上述的推敲正確，徐在日記中補記五月一日、二日事件，具有某種自我宣言、表達立場的意味。

此外，徐也熱心於學生會組織，與愛國運動的宣傳。他在日記中批評當時衣色加(Ithaca，康乃爾大學所在地)學生會會長譚某「熱心的事件，不外跳舞音樂，吃飯睡覺。」並說「由不得我想起胡適之在康納耳的時候。這麻布文袋，一袋不如一袋，豈不可嘆。」(徐志摩，2003：112) 可見，當時的留美學生，並不都如徐志摩，對政治抱持積極進取的態度。不過，徐志摩到康橋之前熱心政治，是眾所皆知的事情，上述關於日記的討論，也只是多添一樁註腳而已。

B君所謂「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應該是指徐就算在與陸小曼熱戀、婚變、結縭之際，仍持續進行某種政治活動。關於這方面我就無法知悉了，期待B君將文章寫出來。其實徐志摩的新詩，也有許多首在嚴厲的批判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除了較著名的〈秋蟲〉、〈西窗〉之外，還有許多較隱微的作品，值得仔細推敲。

讀別人的日記，當然會注意一些八卦消息(嘖嘖，我最近怎麼老注意這些事情！)，與B君討論過「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後，我在日記中又發現了「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