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東亞青年，還取了一個印度式的筆名，就是Kama我，最近開始用英文寫詩，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詩人究竟註定是「單語者」(monolingualist)呢？或是也可以是「多語者」(multilingualist)？當「詩」變身成別的語言，究竟是翻譯家的表演特權？或是一種詩人本身也可以發揮的穿梭自如的愛？在MSN上聽了我的苦惱，我的畏友海兔對我說：
「我對英詩不懂，但是你的東西有時候用字跟文法對我來說怪怪的…你是希望以寫出優美深刻的英文詩獲得英美詩界的認可呢？還是怎樣？」
霎時間，許多亞洲知識份子面對語言轉換的歷史畫面，紛紛閃過我的眼前…
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周金波(1920-1996)，在其代表作〈志願兵〉(1941)中，透過主角張明貴訴說：
「我是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不會說日語以外的語言。我如果不使用日語的假名就不會寫信。因此如果不能成為日本人的話，我就沒有辦法活下去。」[1]
相對地，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1923- )在回憶錄中，紀錄了他在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學習中文與日文的心路歷程，展現了他能屈能伸的務實態度：
「頭顱放在一塊釘在桿子上頭的小木板上，旁邊有一張華文書寫的告示。我不懂華文，有個懂華文的人說，告示上寫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搶劫，否則將會落得同樣的下場…於是我決定學習華文，希望有一天識了字，能看懂這類告示。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識已經沒有價值了。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言，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我天天學習，而且在往後五個月裡，練習寫1200到1500個字，並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記住。但是，我卻一直沒學它們的讀音…我不懂得怎樣發四聲，也沒有人指導我。面對以上種種困難，我對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減少。我發現日文不光由漢字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寫成片假名和平假名。如果在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我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為期三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我考試及格，獲頒文憑。」[2]
同樣在日本佔領之下的蘇門達臘，曾留學日本的大文豪郁達夫(1896-1945)，則為了逃避日本的追捕，化名「趙廉」，在蘇門達臘高原上的小鎮娶妻生子，做起了小生意，諷刺的是，由於他精通日文，又在命運的捉弄下，當上了當地日本憲兵的翻譯。聰明的郁達夫，不久後就學會了馬來文，當時同樣流亡蘇島的胡愈之(1896-1986)在《記郁達夫》一書中談到：
「當我問他怎樣學習了說印尼話的時候，他不住地搖頭了。『那真天曉得，是馬來人青腫的皮膚上學來的！』他顫動唇邊，這麼說。據他的敘述：他在憲兵部開初，馬來話連聽都困難。當日本人審理馬來人，便亂翻譯一場。馬來人便也被亂打亂踢一通。日本人對犯人，開門見山的三拳兩腳，那不是他的罪過，但為他的『胡譯』，而遭到冤打的，實在也不少。『現在，我不會弄錯。聽馬來人說得不很合日本人意思的，我就代為改正一些。日本人性格，我也摸熟了。這就算是我為以前遭冤打的馬來人贖了些罪吧！』」[3]
此外，胡愈之還提到了郁達夫的印尼夫人，胡愈之說，郁達夫常常稱他的新夫人為「婆陀」(在印尼語裡是傻瓜的意思)，她出生於廣東台山，幼年隨姑夫到了巴東，改姓姑夫的姓，取名陳蓮有。「何麗有」是郁達夫基於她的容貌(胡愈之說，絕對算不上美)，重新給取的，意思是「何麗之有？」她只會說廣東話和印尼話，跟不會說廣東話的郁達夫，是用印尼話來交談的。[4]
「婆陀」(bodoh)一詞，讓我聯想到人類學家蔡晏霖研究蘇島華人時，提到的Baktaoka一詞的文化意涵：
「有不少棉蘭華人對於『印尼話說得比華語好』的Cina Padang(巴東華人)與Cina Sibolga(實武牙華人)存有一種『我們比較純』的優越感，或甚至於是『你們已經變成蕃仔子』的歧視心態。Baktaoka是他們常用的貶詞。關於Baktaoka其義，有一說是譏諷Cina Padang連豬頭(baktao)與豬腳(bakka)的閩南語都搞不清楚，也有人說是譏諷Cina Padang不會買豬肉(bak)所以只會學舌亂講。」[5]
蔡晏霖的受訪者「Wee阿姨」，與「何麗有」背景類似，也被當地華人譏笑是個Baktaoka：
「Wee阿姨時常強調自己的印尼語說得比許多棉蘭華人好；她也會說亞齊話，並且在日常交談中跟兩個棉蘭長大的兒子說福建話，跟同是亞齊來的媳婦說梅縣客話，跟從小受華校教育的先生說普通話。相處久了以後，我也漸漸知道阿姨有一些對於自己只粗識中文字的焦慮；她對於別人說她是不識中文的baktaoka表示氣憤，並且會在我和她去望華語彌撒時拒絕別人遞給她的印尼文歌本，大聲說自己也看得懂中文，要用中文歌本。」[6]
另一方面，李光耀雖然學習了日文，不過並沒有大大地施展，因為不久後他終於找到一份英文派得上用場的工作：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聞》(案：日本將新加坡改名為昭南)上看到日本『報導部』刊登的一則徵聘廣告，要徵聘幾個英文編輯…我前往應徵，由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喬治．竹村(George Takemura)主持面試。他長得又高又瘦，皮膚白皙，滿口美國腔英語…他談吐溫和，倒是個正派人物。他對我的英語表示滿意，決定聘用我。我感到高興，總算找到一個英語能派上用場的地方了。我的職務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出的電訊，包括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電訊。它們是用莫爾斯電碼發出的，由馬來族無線電操作員負責接收。」[7]
就在類似的情形下，雅加達的一位馬來族青年，也在日本的「同盟通信社」謀到職，他就是日後的印尼大文豪普拉穆迪亞(Pramoedya Ananta Toer, 1925-2006)，他也在回憶錄中記下了求職的經過：
「一位與我一般高矮的日本人，穿著短袖白襯衫、白褲子，出來接見我。我起立向他問好，兩人握手之後，他要我坐下。他對我說得是英語，一個我兩星期前剛開始學的語言。我只會講『是』與『不是』。此君名叫『俣野』(Matano，案：可能是指俣野博夫，著有《新東亞與荷屬東印度的實況》(新東亜と蘭印の現実)，同盟通信社，昭和17年(1942)出版)，是同盟通信社爪哇分社主任。他看起來是個有禮貌、友善而且教養良好的人…主任要我打一張印尼語文、一張英文的資料。我三週前開始練打字，在學校用來發電報用的打字機上日夜練習著。由於打字速度達到每分鐘兩百字，我通過了考試。『俣野』對我點點頭，恭喜我。頓時間我被雇用為同盟通信社的打字員。」[8]
事實上，當時所謂的「印尼語」才剛剛誕生，據老一輩雅加達市民回憶：
「日本人來後，禁掉了荷蘭文，宣布以印尼語為大眾傳播語言。當時在雅加達大多數人只會一點街頭腔的『馬來由語』，脫胎於此的印尼語——作為全國統一的語言——在不久前的1920年代末期才被建構出來。就算是印尼最優秀的學校菁英也只會一點印尼語的文法、文學和科學專有詞彙…例如，一位巽他籍教師以他自創的的印尼語出了名。他的巽他籍學生們相信他說得是印尼語，而且聽得懂他說的每個字。非巽他籍的學生則相信他說得是印尼語，但他們一個字也聽不懂。」[9]
我想年輕的普拉穆迪亞也不會想到，他將來會透過英文與荷蘭文積極地閱讀中國文學，由英譯本轉譯了丁玲(1904-1986)的《生活與創作》，還著手翻譯魯迅(1881-1936)的《狂人日記》，並在1956年赴北京參加「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10]
然而，印尼獨立建國後，對印尼華僑的排斥愈演愈烈，華僑的中文教育不斷遭到限制，經歷了1965年印尼共產黨九三○政變與蘇哈托領導的反政變後，許多華人被指為共黨份子被屠殺，左派的普拉穆迪亞也被關進黑牢，中文在印尼處境更為不堪，面對這種變局，站在「僑教」立場的朱敬先教授在《華僑教育》一書中敘述了印尼華文教育的困境並提出了呼籲：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春，印尼文教部以第十五號決定書公佈，謂迄今仍有中國籍民在印尼，其子弟芝教育需要與國民教育統一，特准組織特種教育基金會，負責辦理小學至高中之『民族特種學校」，惟基金會之負責人須有百分之六十為印尼籍民，學校學生須有百分之六十為印尼籍，每一級之印尼籍學生亦須佔半數以上，學校全部課程與國立學校相同，並由政府領導控制…據聞每週可授華文兩節，每節不過三十五分鐘，其餘概授印尼文，並限定印尼籍公民才能執教。今後我們應積極輔助這種新興的民族特種學校，用合法和正當的方式，去振興瀕臨覆滅的印尼僑教。[11]
著名的東南亞歷史學者王賡武(1930- )教授，年輕的時候也是詩人，其受英文教育的背景與李光耀相似，他在1950年出版的英文詩集《搏動》(Pulse)，提出了他作為馬來亞青年詩人的願景：
「我們當初所稱的『馬來亞』比起現在使用此字還較容易定義。當時我們單純地希望三個主要種族能捐棄己見，共組一個新融合體。…這個融合體融合了歐洲詩的內容並以英語為膠黏。這呈現的是『都會性』藝術而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馬來亞詩必須是『都會性』(Cosmopolitanism)。」[12]
『都會性』(Cosmopolitanism)根據蔣淑貞教授的解釋是這樣的：
「根據牛津英語字典，cosmopolitanism的定義是『屬於世界的的每一個部分，不限於某一個國家及其住民』(“belonging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not restricted to any country or its inhabitants”)。換句話說，有都會性觀念的人不受國家限制，也不奉行愛國主義。在某些圈子談『都會性』還是一種流行，那表示有本事融入任何環境，其行為舉止(至少在表面上)不帶偏見。可是問題就出在「表面上」，表面上可以表現高度自由的樣子，但骨子裡如何能漠視任何法律或政治的限制？世界各地的族裔衝突不斷就是個明顯的例子。不過，多數人在論及「都會性」時，仍然先想到它的正面含義，它意味著有能力與生活方式迥異者和諧相處，思想開放，隨時接納新奇事物，甚至能參與各種光怪陸離的活動。因此，具都會性格的人都有一種自信心和安全感，堅信只要有接觸就是好的，應該受到鼓勵。這種心態當然就反對島國偏狹性，而提倡全球開放。」[13]
以上，就是我霎時間的一陣浮光掠影，當然，這些東拉西扯、言不及義的冗談，我連半句都沒敢在MSN上對我的畏友海兔講。
我的畏友海兔進一步滔滔不絕、鞭辟入裡地論說：
「對於外語不熟悉的狀態下可以產生出很強大的名作，就是詩人對於母語有很強的語感，這種對於聲音、意象與韻律的技能是可以trans-lingual的，但是那樣的技能可能可以展現在兩方面上，一個是對於外語初學的時候，比方說《禿頭女高音》(La Cantatrice Chauve)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寫出來的；一個是對於外語如母語般熟練的詩人，基本上是用自己的另外一種語言在寫作，這就無涉於翻譯的問題。比較常見的是詩人與翻譯者(通常是另外一個詩人)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及吵架)決定如何讓一首詩在另外一個語境中再生，應該就是自己與自己的討論。技術上的問題是，除了極少數可以熟練使用不同語言書寫，且都能達到一定高度的人之外，大部分的人(像是我)在用其他語言書寫的時候必然會犯下用字與文法的錯誤，在書寫論文的時候這樣的錯誤必然會早成問題，會導致自己表達出非本意的東西以及被誤解成別的東西，所以將這些錯誤改正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是用其他語言創作的時候，這些因對該語言不完全熟練造成的用字與文法錯誤，究竟應該要改掉還是保留，便牽涉到作者的意圖，究竟是要借由這種明顯的瑕疵彰顯出作者作為一個外來者，例如哈金在《戰廢品》(War Trash)中刻意寫出的怪英文，或者是要利用非母語人的先天優勢，去玩弄這個語言在語法與詞彙上的邏輯弱點，還是就是懶得改。」
在這當中，我唯一的回應是莫名其妙地提到了一部電影「瘋狂喬治王」(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就像如何判斷一位可以「為所欲為」的君主是否發瘋一樣，我們如何判斷擁有「詩人特權」(poetic licence)的人寫得文字是否合乎文法？ 最後，海兔的意見是：
「這個跟瘋狂君主為所欲為稍有不同在於，詩人通常寫詩的目的是為了被看，以及被看懂，所以詩人有權利也有義務要去決定自己意欲為何。」
而我呢？究竟我想幹什麼呢？我居住的地方夾在中文、日文、英文、馬來-印尼文四大強勢語言之間，但我生活在一個表面上和平的小時代，沒有劇烈的變遷，也可以自由地、好整以暇地學習世界各國的語言，不會被脅迫，也不會被干涉。我可以自由地兌換各國的貨幣，於是我也希望能把自己的詩兌換成不同的「文化資本」，到世界去旅行。我只是想寫詩，夢想著讓世界上更多的人讀到我的詩…
有一天，旅行的終點
有一天，旅行的終點
在舍拉子的美麗瓷磚殘損處
我的詩、妳的故事貿易
變現為七國語言
紛失在庭墀上的綠錢
One day, at the end of our journey
One day, at the end of our journey,
In the beautify mosaic'd relic of Shiraz,
My poetry, her trade of stories
Will be cashed in seven countries' languages,
Scattering around the golden florins of autumn trees.
註釋：
[1] 藤井省三，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2004)，頁72。
[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台北：世界書局，1998)，頁70-71。
[3] 鈴木正夫，李振聲譯，《蘇門達臘的郁達夫》(スマトラの郁達夫)，(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頁82-83。
[4] 鈴木正夫，李振聲譯，《蘇門達臘的郁達夫》，頁126-127。
[5] 蔡晏霖，〈美味的關係：印尼棉蘭家務親密勞動的味覺與口述歷史〉，《台灣東南亞學刊》，2卷2期，2005，頁145。
[6] 蔡晏霖，〈美味的關係：印尼棉蘭家務親密勞動的味覺與口述歷史〉，頁145。
[7]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頁73-74。
[8] Pramoedya Ananta Toer, Willem Samuels, trans., The Mute's Soliloquy: A Memoi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74-175.
A Japanese man no taller than myself and dressed in a white short-sleeve shirt and white trousers comes out to meet me. I stand up to greet him and, after we shake hands, he motions to me to take a seat. He speaks to me in English, a language I had just begun to study two weeks before. All I can say to him is yes and no. The man's name is Matano and he's head of the Domei News Java Service. He seems to be a polite, friendly, and educated man…The Domei chief asks me to type a piece of Indonesian-language copy and then one in English. I had learned to touch-type only three weeks earlier, practicing my new skill day and night on a typewriter owned by my school for use in preparing telegrams. Typing at a speed of two hundred letters per minute, I pass the exam. Matano nods and congratulate me. And suddenly I am employed as a typist for Domei.
[9] Rudolf Mrazek, "Bridges of Hopes: Senior Citizen's Memories," Indonesia, Vol.70.(Oct., 2000), p.41.
When the Japanese arrived, Dutch was forbidden, and Indonesian was decreed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Not many people in Jakarta at the time knew more than a simple street version of Melajoe, the language out of which Indonesian—as a language of national unity—was being constructed as recently as the late 1920s. Even the Indonesian best schooled elite knew little Indonesian grammar, literature, and scientific terminology…A Sundanese teacher, for instance, became famous by lecturing in his self-made Indonesian. His Sundanes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he spoke Indonesian, and they understood his every word. The non-Sundanes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he spoke Indonesian, and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at all.
[10] 劉宏，〈普拉穆迪亞 ‧阿南達‧杜爾與中國：一個文化知識份子的變遷〉，《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59-61。
[11] 朱敬先，《華僑教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3)，頁116。
[12] 蔣淑貞，〈都會文化 V.S. 本土認同：新加坡英文文學之定位〉，《中外文學》，第25卷．第9期．1997年2月，頁128-129。
[13] 蔣淑貞，〈都會文化 V.S. 本土認同：新加坡英文文學之定位〉，頁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