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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文化的詮釋》為格爾次(clifford geertz)的論文集，第一章〈渾厚敘述︰論解讀文化的理論〉旨在建立其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首先，格爾次引用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於《哲學新鎖鑰》(Philosophy in a New Key)中對所謂「大理論」(grande idée)的檢討︰知識界中某些理論出現時，抓住所有人的想像力，使每各人都利用它做為「芝麻開門」的咒語，解決一切問題。不過，當這個理論成為眾人思考中的一部份時，開始更進一步面對實際問題的挑戰，人們也會開始研究伴隨著理論所產生的新問題。最後因為研究範圍不斷擴大、深入，理論的能量漸漸減弱，最後失去了解釋的能力。
這時格爾次指向人類學中對「文化」這個概念的定義，以繼承泰勒(E. B. Tylor)傳統的學者克萊德．克盧克鴻(Cyde Kluckhohn)對文化的定義為例，重新檢討「文化」到底是什麼。格爾次將克盧克鴻於《人類的寫照》(Mirror for Man)一書對「文化」的定義整理成以下十一項︰(1)一個民族全部的生活方式。(2)個人從團體中習得的社會傳統。(3)思考、感覺和信仰的方式。(4)由行為中得出的抽象概念。(5)為人類學家的一種理論，處理一個人類團體真實的行為方式。(6)一個推積知識經驗的堆棧。(7)一套確立的思考傾向，用以處理週期性出現的問題。(8)後天習得的行為。(9)一套規範行為標準的機制。(10)一套調整適應外在環境以及其他人的技巧。(11)歷史的積澱(precipitate)；並不無嘲諷之意地說克盧克鴻最後只能訴諸比喻的方法，說明「文化」像一張地圖、一個過濾器或是一種「基質」(matrix)。
格爾次自己的對「文化」的則採取是記號學的觀點，信奉韋伯(Max Weber)的說法，認為人類生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蛛網中，這個網就是「文化」；分析「文化」不是以實證科學的方式研究事務的法則，而是以詮釋科學的方式研究事物的意義。人類學家實際上是在做「民族誌」(ethnography)的工作，亦即是在一個陌生的族群中建立和睦關係、選擇受訪者、翻譯他們的語文、紀錄他們的宗族譜系、繪製田野地圖、寫日誌等等工作。與眾不同的是，這些工作，借用吉伯特．若爾(gilbert ryle)說法，是一種「渾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
人類學的目的就是使全人類互相對話。格爾次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三個男童互相眨眼睛的故事，說明如果眨眼睛是一種暗號，那它就不再是單純的身體動作，而是具有意義的「行為」(behavior)。如果有人誇張地模仿別人眨眼睛的行為，則形成一種更複雜的「行為」。
格爾次例舉吉伯特．若爾紀錄的一則個案︰某位十九世紀的猶太商人科恩(Cohen)在法國殖民地摩洛哥遭到柏柏人(berber)的部落搶劫，他向法國官員申訴無果，卻被默許可以自己聯合其他的柏柏人部落用武力討回損失。於是科恩聯合了別的部落去劫掠那個搶劫他的部落，本以為會發生激戰，不料兩個部落放下武器，開始開會議論該賠償科恩多少頭羊，最後科恩趕著五百頭羊回到法屬的城市。不料，法國官員卻沒收他的羊，還把他丟進牢裡關了一陣子；科恩被釋放後向高層的法國當局屢次申訴，終無結果。法國官員、猶太商人、柏柏部落各自遵循一套「文化」在辦事。對柏柏部落來說，彼此搶劫是一種生活方式，若不想彼此成為「世仇」而交戰不休，則會開會討論如何賠償，讓雙方都滿意。猶太商人唯利是圖，法國官員不幫忙，就自己聯合柏柏部落的酋長討回損失。法國官員則不能坐視他人勾結地方勢力，所以懲罰科恩，殺雞儆猴。要了解人類各式各樣的互動關係，必須辨認出哪些行為是「有意義的」，有什麼意義。
「文化」雖然實際發生在真實生活中，但人類學卻存在於書本、文章、演講和博物館之中，事實上是一種以語言模擬再現的工作。「民族誌」的敘述有四個特徵︰(1)具有詮釋性質。(2)詮釋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對話」(discourse)方式。(3)其詮釋存在於過去實際發生的「對話」和情境所留下的「記述」(said)，並以我們可理解的辭語來說明這些「記述」。(4)具有「微觀的」(microscopic)性質。不過，「文化」的意義存在於「公共的」(public)場合，只有在人與人互動時，「文化」才能發生，絕不是什麼深藏的「心理現象」(mental phenomena)。早期的語言哲學家如胡塞爾(husserl)和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提出的「意義的私密理論」雖不盡正確，但用在人類學上仍有啟發。因為當我們接觸到其他的文化圈的人時，我們很難真正了解他們的「行為」中的密碼，就算我們精通他們的語言，我們還使無法完全按照他們的方式來言語舉措，因為我們無法「跟上他們的步伐」(we connot find our feet with them)。所以，詮釋「文化」只能做到接近其意義，找到最佳的詮釋方法，但永遠只是帶有假設性質的詮釋，不可能確定其運行的公式，因為人事時地諸變因會不斷地改變意義。
我認為格爾次(Clifford Geertz)一再強調的中心觀點在於，「文化」不是什麼玄妙的「心理現象」也不是有一套抽象的「結構」在規範一切，面對「文化」時應該就事論事，不要將之抽象化或概念化。「文化」不過是一套約定俗成的習慣，就像是一種口語、符號、肢體語言或暗號、密碼，擁有共同經驗及記憶的一群人一代傳一代地使用它們、創造它們、改變它們，以做為維繫生活的一種方式。應此，在解讀「文化」時，應落實到確實的行為、習慣或事物，盡可能地了解它們出現時所代表的意義；當然，它們的意義是當事人在互動中所賦予的，也是當時的情境所賦予的，「文化」毋寧說是行為、事物發生的人、事、時、空脈絡。「文化」既沒有固定的法則，也不能保證研究者可以完全解讀其意義，研究者只能提出最接近的解釋。
正因如此，格爾次提出「渾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來解讀「文化」，因為我們不可能用「多層次敘述」(multi-layers description)或「結構分析」來解釋「文化」；只能用「渾厚」的方式，亦即是相對於「稀薄」(thin)的、簡化的(reduced)、部分的(segmental)解釋方法，而做整體的敘述。「渾厚」一辭感覺上好像是借用油畫的術語，是指一遍一遍的上顏色、修正、調整之後的效果，而不是平塗一遍就完成的「稀薄」作品。(事實上，油畫的油彩真的可以一層層上色，油彩的厚度真的會增加，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山水畫中也講究筆墨「渾成」，不喜歡「一道湯」式缺乏層次的筆墨。)簡單地來說，就是不要將「文化」拆解成零件，做機械式的分析；也不要將「文化」說得玄乎其玄，過分強調什麼「時代精神」(zeitgeist)、「思維模式」(manière de penser)或「世界觀」(weltanschauung)之類的具有玄想性質的解釋；更不要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貿然做解釋。
伊麗莎白．科森(Elizabeth Colson)於1975年對格爾次的批評為︰「他的人類學是藝術而不是科學，因此，他的作品絕大部分不能用來做為模式，無法供稟賦較差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遵循。」不過，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之後，1996年的這篇評論檢討了格爾次的《文化的詮釋》對人類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影響。
對人類學來說，《文化的詮釋》中的〈渾厚敘述︰論解讀文化的理論〉(“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和〈深層遊戲︰巴里島民鬥雞記〉(“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兩篇論文影響最大。前者顛覆了過去對「文化」的定義，「文化」不在是個具有神秘力量的研究實體，成為「行為」發生的脈絡和背景；後者將特殊而孤立的行為當成研究對象，由一個特殊的點觀察整個「文化」為何加重這個「點」的意義，使其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類學者攻擊格爾次將研究對象的「文化」加以「異國化」(exoticize)，賦予「文化」一種「異質的」(foreign)「不能理解的」(incomprehensive)性質，而依賴大量的「詮釋」(interpretation)。這也牽涉到部分人類學者認為只有本文化中的人才能真正去研究、理解自己的文化，抵制其他文化中的學者對自身的文化的研究。格爾次似乎也刻意忽略帝國主義、文化衝突、歷史演變和殖民地造成的環境等因素。
《文化的詮釋》使得大眾文化及次文化的歷史研究有了理論基礎。也開始有人分析少為人知的、特殊的甚至怪異的現象出現時的文化意義。對社會學家來說，格爾次討論現代化(modernity)對文化的挑戰和對韋伯(max weber)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解釋具有參考價值；如何挑選研究的「文本」(text)、如何「翻譯」別的文化、如何區分「詮釋」(interpretaion)和「解釋」(explanation)對社會學來說也值得深思。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研究過去的時代，就像一個「外人」(other)進入一個「文化」之中；在研究別的文化的歷史時，當然要避免曲解，研究自己的文化的過去時，在有點熟悉又有點陌生的情況下，更要留心自以為理所當然而造成的誤解。「渾厚敘述」是難以一蹴而成的理想，需要足夠的「江湖歷練」，只有見多誌廣、熟悉掌故的宿儒才能做到。不過先從「稀薄」的敘述做起，稀飯總能熬成粥，總有「渾厚」的一天!
《文化的詮釋》為格爾次(clifford geertz)的論文集，第一章〈渾厚敘述︰論解讀文化的理論〉旨在建立其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首先，格爾次引用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於《哲學新鎖鑰》(Philosophy in a New Key)中對所謂「大理論」(grande idée)的檢討︰知識界中某些理論出現時，抓住所有人的想像力，使每各人都利用它做為「芝麻開門」的咒語，解決一切問題。不過，當這個理論成為眾人思考中的一部份時，開始更進一步面對實際問題的挑戰，人們也會開始研究伴隨著理論所產生的新問題。最後因為研究範圍不斷擴大、深入，理論的能量漸漸減弱，最後失去了解釋的能力。
這時格爾次指向人類學中對「文化」這個概念的定義，以繼承泰勒(E. B. Tylor)傳統的學者克萊德．克盧克鴻(Cyde Kluckhohn)對文化的定義為例，重新檢討「文化」到底是什麼。格爾次將克盧克鴻於《人類的寫照》(Mirror for Man)一書對「文化」的定義整理成以下十一項︰(1)一個民族全部的生活方式。(2)個人從團體中習得的社會傳統。(3)思考、感覺和信仰的方式。(4)由行為中得出的抽象概念。(5)為人類學家的一種理論，處理一個人類團體真實的行為方式。(6)一個推積知識經驗的堆棧。(7)一套確立的思考傾向，用以處理週期性出現的問題。(8)後天習得的行為。(9)一套規範行為標準的機制。(10)一套調整適應外在環境以及其他人的技巧。(11)歷史的積澱(precipitate)；並不無嘲諷之意地說克盧克鴻最後只能訴諸比喻的方法，說明「文化」像一張地圖、一個過濾器或是一種「基質」(matrix)。
格爾次自己的對「文化」的則採取是記號學的觀點，信奉韋伯(Max Weber)的說法，認為人類生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蛛網中，這個網就是「文化」；分析「文化」不是以實證科學的方式研究事務的法則，而是以詮釋科學的方式研究事物的意義。人類學家實際上是在做「民族誌」(ethnography)的工作，亦即是在一個陌生的族群中建立和睦關係、選擇受訪者、翻譯他們的語文、紀錄他們的宗族譜系、繪製田野地圖、寫日誌等等工作。與眾不同的是，這些工作，借用吉伯特．若爾(gilbert ryle)說法，是一種「渾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
人類學的目的就是使全人類互相對話。格爾次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三個男童互相眨眼睛的故事，說明如果眨眼睛是一種暗號，那它就不再是單純的身體動作，而是具有意義的「行為」(behavior)。如果有人誇張地模仿別人眨眼睛的行為，則形成一種更複雜的「行為」。
格爾次例舉吉伯特．若爾紀錄的一則個案︰某位十九世紀的猶太商人科恩(Cohen)在法國殖民地摩洛哥遭到柏柏人(berber)的部落搶劫，他向法國官員申訴無果，卻被默許可以自己聯合其他的柏柏人部落用武力討回損失。於是科恩聯合了別的部落去劫掠那個搶劫他的部落，本以為會發生激戰，不料兩個部落放下武器，開始開會議論該賠償科恩多少頭羊，最後科恩趕著五百頭羊回到法屬的城市。不料，法國官員卻沒收他的羊，還把他丟進牢裡關了一陣子；科恩被釋放後向高層的法國當局屢次申訴，終無結果。法國官員、猶太商人、柏柏部落各自遵循一套「文化」在辦事。對柏柏部落來說，彼此搶劫是一種生活方式，若不想彼此成為「世仇」而交戰不休，則會開會討論如何賠償，讓雙方都滿意。猶太商人唯利是圖，法國官員不幫忙，就自己聯合柏柏部落的酋長討回損失。法國官員則不能坐視他人勾結地方勢力，所以懲罰科恩，殺雞儆猴。要了解人類各式各樣的互動關係，必須辨認出哪些行為是「有意義的」，有什麼意義。
「文化」雖然實際發生在真實生活中，但人類學卻存在於書本、文章、演講和博物館之中，事實上是一種以語言模擬再現的工作。「民族誌」的敘述有四個特徵︰(1)具有詮釋性質。(2)詮釋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對話」(discourse)方式。(3)其詮釋存在於過去實際發生的「對話」和情境所留下的「記述」(said)，並以我們可理解的辭語來說明這些「記述」。(4)具有「微觀的」(microscopic)性質。不過，「文化」的意義存在於「公共的」(public)場合，只有在人與人互動時，「文化」才能發生，絕不是什麼深藏的「心理現象」(mental phenomena)。早期的語言哲學家如胡塞爾(husserl)和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提出的「意義的私密理論」雖不盡正確，但用在人類學上仍有啟發。因為當我們接觸到其他的文化圈的人時，我們很難真正了解他們的「行為」中的密碼，就算我們精通他們的語言，我們還使無法完全按照他們的方式來言語舉措，因為我們無法「跟上他們的步伐」(we connot find our feet with them)。所以，詮釋「文化」只能做到接近其意義，找到最佳的詮釋方法，但永遠只是帶有假設性質的詮釋，不可能確定其運行的公式，因為人事時地諸變因會不斷地改變意義。
我認為格爾次(Clifford Geertz)一再強調的中心觀點在於，「文化」不是什麼玄妙的「心理現象」也不是有一套抽象的「結構」在規範一切，面對「文化」時應該就事論事，不要將之抽象化或概念化。「文化」不過是一套約定俗成的習慣，就像是一種口語、符號、肢體語言或暗號、密碼，擁有共同經驗及記憶的一群人一代傳一代地使用它們、創造它們、改變它們，以做為維繫生活的一種方式。應此，在解讀「文化」時，應落實到確實的行為、習慣或事物，盡可能地了解它們出現時所代表的意義；當然，它們的意義是當事人在互動中所賦予的，也是當時的情境所賦予的，「文化」毋寧說是行為、事物發生的人、事、時、空脈絡。「文化」既沒有固定的法則，也不能保證研究者可以完全解讀其意義，研究者只能提出最接近的解釋。
正因如此，格爾次提出「渾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來解讀「文化」，因為我們不可能用「多層次敘述」(multi-layers description)或「結構分析」來解釋「文化」；只能用「渾厚」的方式，亦即是相對於「稀薄」(thin)的、簡化的(reduced)、部分的(segmental)解釋方法，而做整體的敘述。「渾厚」一辭感覺上好像是借用油畫的術語，是指一遍一遍的上顏色、修正、調整之後的效果，而不是平塗一遍就完成的「稀薄」作品。(事實上，油畫的油彩真的可以一層層上色，油彩的厚度真的會增加，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山水畫中也講究筆墨「渾成」，不喜歡「一道湯」式缺乏層次的筆墨。)簡單地來說，就是不要將「文化」拆解成零件，做機械式的分析；也不要將「文化」說得玄乎其玄，過分強調什麼「時代精神」(zeitgeist)、「思維模式」(manière de penser)或「世界觀」(weltanschauung)之類的具有玄想性質的解釋；更不要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貿然做解釋。
伊麗莎白．科森(Elizabeth Colson)於1975年對格爾次的批評為︰「他的人類學是藝術而不是科學，因此，他的作品絕大部分不能用來做為模式，無法供稟賦較差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遵循。」不過，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之後，1996年的這篇評論檢討了格爾次的《文化的詮釋》對人類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影響。
對人類學來說，《文化的詮釋》中的〈渾厚敘述︰論解讀文化的理論〉(“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和〈深層遊戲︰巴里島民鬥雞記〉(“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兩篇論文影響最大。前者顛覆了過去對「文化」的定義，「文化」不在是個具有神秘力量的研究實體，成為「行為」發生的脈絡和背景；後者將特殊而孤立的行為當成研究對象，由一個特殊的點觀察整個「文化」為何加重這個「點」的意義，使其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類學者攻擊格爾次將研究對象的「文化」加以「異國化」(exoticize)，賦予「文化」一種「異質的」(foreign)「不能理解的」(incomprehensive)性質，而依賴大量的「詮釋」(interpretation)。這也牽涉到部分人類學者認為只有本文化中的人才能真正去研究、理解自己的文化，抵制其他文化中的學者對自身的文化的研究。格爾次似乎也刻意忽略帝國主義、文化衝突、歷史演變和殖民地造成的環境等因素。
《文化的詮釋》使得大眾文化及次文化的歷史研究有了理論基礎。也開始有人分析少為人知的、特殊的甚至怪異的現象出現時的文化意義。對社會學家來說，格爾次討論現代化(modernity)對文化的挑戰和對韋伯(max weber)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解釋具有參考價值；如何挑選研究的「文本」(text)、如何「翻譯」別的文化、如何區分「詮釋」(interpretaion)和「解釋」(explanation)對社會學來說也值得深思。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研究過去的時代，就像一個「外人」(other)進入一個「文化」之中；在研究別的文化的歷史時，當然要避免曲解，研究自己的文化的過去時，在有點熟悉又有點陌生的情況下，更要留心自以為理所當然而造成的誤解。「渾厚敘述」是難以一蹴而成的理想，需要足夠的「江湖歷練」，只有見多誌廣、熟悉掌故的宿儒才能做到。不過先從「稀薄」的敘述做起，稀飯總能熬成粥，總有「渾厚」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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