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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國家紀念塔
[在一個上午跑完整個過程：側寫印尼女詩人Toeti Heraty的父親Roosseno]
摘譯自：Rudolf Mrazek, A Certain Age: Colonial Jakarta through the Memories of its Intellectual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2-15.
Roosseno Soerjohadikoesoemo（1908-1996）教授是一位工程師，是個有爵士樂派頭的人。我1995年認識他時，他已八十多歲了，但他還在抱怨之前的意外事故害他好一段時間不能騎摩托車去雅加達市中心的二手書店搜獵平裝本英文書...(中略)…他是印尼截至當時最受人尊敬的民政工程師，而且仍在擔任顧問。他被人尊稱為「印尼水泥之父」…(中略)…Roosseno設計了雅加達第一座，也是印尼第一座五星級飯店，印尼大飯店（Hotel Indonesia），位在該城市最主要的幹道蘇迪曼大道（Jalan Sudirman） *與譚林大街（Jalan Thamrin）**的交接點；他設計了伊斯蒂克拉爾清真寺（Masjid Istiqlal），東南亞最大的一座水泥建築清真寺，座落在雅加達舊城區的幾何中心位置；他設計了印尼國家紀念塔（National Monument），這座巨碑建築就在上述清真寺的幾百公尺之外，是該國精神的中心（至少是如此設計的）。國家紀念塔對Roosseno而言有特別的意義，他告訴過我，在此之前也告訴過許多人，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完全應用預力混凝土（prestressed concrete）的技術蓋的建築。
伊斯蒂克拉爾清真寺
Roosseno先生過世四年後，我會見了他最年長的女兒Toeti Heraty，地點在她經營的赭瑪拉咖啡館（Cafe Cemara [Casuarinas]），是印尼大都會中最佳的美術藝廊之一。她跟我訴說了她父親人生中最後幾個月的故事：就在我認識Roosseno先生的不久前，他的妻子（即Toeti Heraty的母親）剛剛過世，過沒多久，他又愛上了別的女人。令他的五位已成年的子女震驚的是，他決定把這個岔子給扳正，於是他又再婚了。他（仍帶著他的摩托車）就這樣搬到新太太的房子去住了。
Toeti Heraty說：「要正正式式與她在一起，他得先改宗，放棄伊斯蘭教，讓自己接受洗禮，那個女人是個基督徒。他過世後，我們做子女的立刻去拜訪了那個女人，請她同意讓他葬在我們母親旁邊。她去詢問了她宗教中這方面的權威。最後，這件事是這樣安排的：首先，在這個女人的住所進行了基督教儀式；然後送遺體前往基督教教堂，接著在運往我們家之前，先去赭瑪拉一趟；我們再用靈車送他去清真寺，以進行祈禱儀式，讓他重新回歸伊斯蘭教；然後再一次橫跨這座城市，抵達卡列公墓（Karet Cemetery），將他安葬在我們的母親、他的第一位妻子身旁。我們在一個上午跑完整個過程。」
* 紀念印尼陸軍第一任總司令蘇迪曼（Sudirman, 1916-1950），蘇迪曼於1916年生於中爪哇，學生時代受到印尼民族主義的影響，1936年起在伊斯蘭改革派團體「穆罕馬迪亞」（Muhammadiyah）設立的小學擔任教師及校長。1942年日本佔領荷屬東印度後，蘇迪曼於1944年加入日軍成立的「鄉土防衛義勇軍」（PETA，Pembela Tanah Air），並擔任團長。日本投降後蘇迪曼支持蘇卡諾，在印尼獨立戰爭期間，蘇迪曼被選舉為印尼國民軍的第一任總司令，率軍以游擊戰術與荷蘭軍作戰，促成印尼共和國的獨立成功。1950年因肺結核逝世，年僅34歲。
** 紀念印尼政治家穆罕默德．胡斯尼．譚林（Mohammad Husni Thamrin，1894-1941）。譚林出身富裕歐亞混血家庭，1919年獲選為雅加達市政委員，後擔任副市長。譚林是印尼政治黨（PNI，Parindra）的成員，主張與荷蘭殖民政府協調，以漸進的方式爭取印尼獨立。1927年他進入殖民政府成立的土著政治諮詢機構「國民參議會」（Volksraad）擔任委員，並將十幾個印尼民族主義團體的委員統合成「國民派」（Fraksi Nasional）。1939年譚林在「國民參議會」提議以「印度尼西亞」之名取代「東印度」，但被殖民政府否決；同年在譚林的倡議下，PNI及數個民族主義黨派合併為「印尼政治聯盟」（GAPI，Gaboengan Politiek Indonesia），繼續提出議會自治與印尼獨立的訴求。1941年1月譚林遭殖民政府居家監禁，當時重病的他於數日後病逝。
印尼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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