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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Slavoj Zizek 美國911事件後的批判論集《歡迎光臨真實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中譯本,Zizek討論南斯拉夫內戰、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戰,對照出許多問題。奇怪的是似乎沒有人像批判二戰前的日本那樣,用「以色列軍國主義」、「以色列軍閥」、或是「以色列帝國主義」這種名義來批判以色列,至少「西方」世界的學者沒有,就連Zizek也沒有這麼說。

但Zizek指出「以色列—表面上正代表西方自由的現代性—利用自己的族群、宗教認同將自己正當化;而巴勒斯坦人—被當成前現代『基本教義派』而受到責難—他們以世俗的公民權正當化自己的要求。」這使我聯想到「日本帝國」與「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只是巴勒斯坦連「殖民地」的地位都沒有。

Zizek書中這章的標題是"From Homo Sacer to the Neighbor","Neighbor"是指猶太—基督教中「愛你的鄰居」這一倫理命題;至於"Homo Sacer"中譯本翻成「裸命」,則是Zizek引用Giorgio Agamben的說法。簡單的說就是沒有法律上的「公民」身份,不是政治共同體的一部份,也就是規訓手段與/或人道救援亟欲施加的對向(我個人很想台譯為「羅漢腳與厝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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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司湯達(Stendhal, 原名Marie-Henri Beyle, 1783-1842)的《旅人札記》(Memoires d’un touriste)中譯本,覺得法國人的確是浪漫而好玄思的民族,司湯達在旅程中只帶著「在法國旅行,唯一一本隨處都可以找得到的書」——《高盧戰記》——就信口分析法國的人種——有蓋爾人(Gaels)、基姆利人(Kymri)、伊比利亞人(巴斯克人)和混血兒——並比較各人種的體質特徵與性格,又說「我思想裡總把法國分為七到八個大區」,然後比較起各區的風尚,可見法國年鑑學派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式的人文地理縱論其來有自,搞不好任何法國人都能向司湯達這樣跟你侃侃而談:「第戎(Dijon)到南特(Nantes)一線以南如何、以北又如何如何…」

法國人的遊記總是寫得熱熱鬧鬧的,司湯達的時代已有大眾交通工具,可以搭公共馬車旅行,有一次他在圖爾(Tour)「登上一輛公共馬車,這車簡直像挪亞方舟:頂層全給獵犬佔了…哇哇直叫…」旅途中司湯達不但增廣自己的見聞,由於他本來就博學多聞,也時不時讓地方鄉親長了見識,有一次他進咖啡店早了,老闆說牛奶尚未送到,於是他對老闆說可以用蛋黃替代,「許多博學的修女老早就是這樣做的」。

不過,相對於英美作家欣賞平淡無奇的自然風光,司湯達並不喜歡普普通通的山水,而且也實話實說:「在第戎城外,我抬頭凝望歐洲如此著名的科多爾(Côte-d'Or),想到一句詩:『難道才智卓絕的人總長得醜嗎?』如果它沒出產值得稱讚的美酒,我會覺得沒有比這有名的科多爾更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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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二年(1927)二月,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ō, 1889-1960)作為文部省在國外研究員乘白山號赴歐,經歷了從神戶到馬賽約四十天的旅途,中途停靠上海、香港、新加坡、科倫坡、亞丁、開羅等地。在歐洲他讀到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與時間》,開始思考與時間相對的空間,上述經過半個地球的旅程經驗,促成了和辻哲郎《風土》一書的寫作,並在他致故鄉的妻子的書信中初成雛形。

海德格指出,「死」對於「在此」(Dasein)是唯一真正的「自己」,是完全獨特而不可分享的,因此,「自己」是一種由「死」規定著的純粹的可能性存在。正是死的先行,維持著這種純粹的可能性。我們測量、計算、管理時間,都是為了節省時間,而節省時間意味著時間是有限的,在節省這樣的觀念裡蘊含著對有限性的先行體悟,因為無限的時間是不需要節省的。

和辻哲郎敏銳地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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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黃巢,《不第後賦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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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詩選發表會暨數位世代詩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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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買了《中國農民調查》,雖然只是剛開始讀,卻很快地發現自己是個血液快要冷掉的傢伙。對於《中國農民調查》提出的一些很基本的問題,例如,將人民區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不公平對待,我很自然地抱持著質疑的態度,也就是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口號,我認為是對的,就算同情內陸農民的處境,我也會保持殘酷的態度去面對。

如果不先用國家的力量保障稚弱的城市,那麼廉價的農村勞動人口,會不會反而助長企業主的霸權呢?競相以低工資競逐工作,將一切建立勞動條件與社會福利的起點破壞殆盡,而將中國主要城市變成墨西哥市、里約、卡拉卡斯那樣被貧民違建包圍的城市呢?對比祕魯學者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著作《資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我想兩難的困局的確存在,國家不可能允許人民自行圈佔土地,而貧民不可能以合法的代價購得城市的房屋,沒有合法的房屋便失去獲得市民資格的基礎,而非法的違建更不可能獲得公共設施的福利。

我們不能忘記「民族/現代國家」的「小城邦」與「大都會」的基本性格,畢竟農村是「民族/現代國家」最初的殖民地。中國農村的貧困的確會使佔六成人口的農民無法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與提升消費能力,造成城市的工業產品最終失去國民經濟中的市場遠景,但我們也不能用小國寡民的臺灣土地改革經驗去衡量中國大陸,應該想想若非如此,可能連三成的城市人口都無法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與提升消費能力,而使整體國民經濟更難擺脫殖民地式經濟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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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貴族》側寫羅隆基那章讀來特別感嘆...現代中國有好幾個:有老北京的中國、舊上海的中國、廣州的中國、重慶的中國、延安的中國,或許還有,雲南那個的中國。但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中國民主同盟」呢...許多才華洋溢、充滿活力的人物,就這樣夾死在時代的齒輪中,陪個人自由與國家民主殉葬...我第一次注意到「雲南的那個中國」是讀江南(劉宜良)的遺作《龍雲傳》,日前在電視節目「青蓉K新聞」,看到當年刺殺江南的殺手之一吳敦(早已由無期徒刑減刑,出獄多年),毫無愧色的在節目中侃侃而談,不禁令我打了個寒顫。

羅隆基的學生沈雲龍回憶:「羅先生和夫人張舜琴似乎琴瑟並不調和,常常雙雙請假,-過幾日便見羅先生面部帶著紗布繃帶來上課」張舜琴(Teo Soon Kim),華僑富商張永福(Teo Eng Hock, 1871-1957)之女,留學英國時與羅隆基結婚,離婚後回新加坡,成為首位女律師。「有很多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此處「流氓」應是「色狼」的意思,章詒和記下了父親章伯鈞的這句閒話,真是畫「隆」點睛,單身者談戀愛的個人自由,誰說與國家民主無關呢?

《最後的貴族》填補了我對1949-1957這段時間的記憶空白,我感覺這像是一段「歷史躊躇」的時間,很可惜的是,歷史終究要決定方向,而這方向往往是下策。但我們要記得,這是上策不成改行中策、中策不能只好出此下策:是一個人類意志的掙扎過程! 我曾在一場現代詩讀書會中,讀到一首羅英的詩,其中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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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是少年的文學,但文學幾乎不是少年所能掌握的,於是詩總是青壯年與中老年緬懷少年時期的文學;而真正少年男女的詩,卻往往受到前輩的影響與制約,在習得詩藝的過程中,沾染到一些陳腔濫調。所謂少年的詩顯得「幼稚」,其實是指其文字多模仿老成的痕跡,倒不是特別針對其字句中的粗糙與瑕疵。

文學的年齡與實際的年齡是兩條初成反比、後來才呈正比的雙曲線。最年輕、最有創意的文字,往往是在「詩齡」的盛年完成,對應到實際年齡,大多是青壯期,甚至是中年以後。因為藝術上的新生命必須要擺脫前輩大師典範的「陳腔濫調」,開創自我獨特的視野與表現方法,如此始能誕生。這是件艱困的文化成就,很少人能在真正的少年時期完成,除非,他/她是天才詩人!

現今所謂的「少年天才」或「神童」,主要是歐美文化的概念。中國傳統強調長幼有序,對小時了了的天才,並未在文化上受到肯定。而歐美所謂的「神童」,也多半是指「數學神童」或「音樂神童」而言;前者強調邏輯運算的腦力,後者強調超齡早熟的演奏技巧。「神童」的年齡大小往往成為褒揚的唯一重點,因此也時有謊報年齡號稱神童的情況。畢竟「神童」強調的是在幼年即達到成年的智力或技巧,並誇示其未來可能的成長潛力,並非達成了前無古人的發明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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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將近晚上七時,
在共和國大道,
兩股人流靜靜地交錯而過,
為購物而操心。
留著長髮的年輕少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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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部落格真是亦步亦趨追隨Hass的腳步建立的^^

繼計時器之後,我終於摸索出利用[書影+連結]來介紹新書的辦法...畢竟寫小書評實在太累了,況且很多新書雖然很有趣,但自己不一定會去唸,所以利用[新書架]這個方式,向大家推薦連結一些最近在書店看到的書,並附帶連結一篇網路上的書評.為了方便大家找尋新書,我會附上國內有賣這本書的書店的網站連結,但我並不會為特定的書店做廣告,只是隨機介紹而已^^;

為了實現「不怕寂寞,要做冷僻的事」,首波介紹的書籍是關於伊斯蘭教文化:

Asma Gull Hasan, Why I Am a Muslim: An American Odyssey(2004)

Azar Nafisi,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A Memoir in Book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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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講到戲曲牡丹亭與白雪公主的故事中,涉及姦屍的可能性。從牡丹亭的名稱,令人聯想到瞿佑(1341—1427)的《剪燈新話》中的故事《牡丹燈記》,故事大綱如下:

喬生在燈節月夜遇見一位美女及其丫環,邀回家中。鄰居老翁隔牆偷窺,發現美女竟是髑髏,於是密報喬生。喬生再尋那女子,卻在湖心寺看到題著「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字樣的棺木,棺前懸一盞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個冥器牌子,背書「金蓮」,喬生嚇得毛髮盡豎,趕緊找魏法師逼走了女鬼。一個多月後,喬生醉後忘事,誤過湖心寺,金蓮邀他進去,結果就被美女拉進靈柩去了。此後每逢「雲陰之晝,月黑之宵」,他們就攜手出行,金蓮挑燈前導,遇之者得重病,不祭祀他們更會病死,居民大懼,拜求鐵冠道人捉住三鬼,「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

故事中女鬼的名字麗卿,也令人聯想到杜麗娘。從故事結構來看,《西廂記》、《牡丹燈記》、《牡丹亭》應可視為一系列的發展演變。牡丹燈記將西廂記的兩情相悅改變成女鬼誘惑書生的不正常關係,而牡丹亭又更複雜地以「夢」為媒介,讓女主角因夢而死去,又因男主角的夢而復活。西廂記故事淵源當然是廣泛的「子佳人」的原型,在《牡丹燈記》中「才子佳人」與「志怪述異」合流,而《牡丹亭》又將「志怪述異」中「夢」的元素,轉換為男女情慾流露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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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網友殊一君似乎對本屆(2004)芥川賞得主綿矢利沙(綿矢りさ,案,此為劉黎兒的譯法)頗為著迷,翻譯了她的創作履歷和作品簡介。綿矢今年只有十九歲,創下了芥川賞最年輕得獎者的紀錄,被台灣的媒體稱之為「低齡作家」加以討論。受到殊一君的影響,我也去看了綿矢的小說《Install未成年載入》(陳惠莉 譯),這是她十七歲時的獲得日本文藝獎的作品,即將改編成電影上演。又正巧看到了劉黎兒在時報副刊的三少四壯集專欄,篇名〈作家魂〉,介紹了獲得本屆芥川賞的兩位美少女作家:

第一三○屆的芥川獎是兩位美少女作家得到,讓日本的文壇突然大放光明,覺得作家的形象不再是非常苦悶、陰溼,甚至被認為這是告別文學的黑暗的象徵,邁向「光」的世界,這些美少女作家堂堂說「我寫故我在」,所謂的「作家魂」是不會輸給任何人的,讓人驚醒魂魄原來是不分年齡的。(2004年2月1日)

不過這篇文章將重點放在金原曈(金原ひとみ),並沒有提到殊一君鍾愛的綿矢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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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

 

話說上文提到的那位「熱心的事件,不外跳舞音樂,吃飯睡覺。」的衣色加學生會會長譚某,終於召開了學生會。徐志摩的日記中,竟出現了一段八卦消息:

 

[八月十八日]

…那天晚上這幾位小姐的情形,倒著實有些討論的價值。我先把他們的性情舉止,大概照我眼光分一分類。今年在衣色加總共有十位中國小姐:兩鄺,兩楊,容,丁,兩劉,袁,吳。這十位小姐,一位有一位特色,橫豎空著,等我仔仔細細來分析評判一下。其中我最生疏的,是廣東劉、容兩位。從來不曾一親芳澤,所以只可極粗簡的說幾句。劉女士尊容,頗為激目。因為他身材是矮而肥,簡直直上直下,說句唐突話,像冬瓜那麼一段。再加上一顆斗大的頭顱。面如滿月,眼若銅鈴。口闊,眉濃,鼻大,就剩皮膚倒還白皙,否則不堪設想了。他時常同容小姐在一起。這位容小姐,也是一樣的機目,前者是醜的激目,後者是美得激目。容的姿韻體態,在中國人中,決計是第一流。劉極侏胖,容是頎癯。暫且擺開頭面,只看他肩若削,腰堪搦,背直而不僵(最為難得),十指如春蔥,行路似嬌柳風挾,直[實]在是難有可貴,可與西艷[施]核一日之長。總而言之,體態輕盈,然而身體雖好,總還是面首側重。容的微憾就是過癯了些,下頷稍促,所以瓠犀的時候,不免有齲齒之跡。論他膚色是珠潤玉圓,一雙星波,深情盪漾之中,隱隱有幾分霜氣。容小姐分明是一性氣高傲的女子。他那落落寡合的神情,也不知曾經得罪了多少人,但是他我行我素,艷李塞冰。張鑫海非常景慕他顏色,但是怪他的神色太活現了。我說原諒點兒罷,人家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噢!這劉、容二姐,獨立為黨,少與其他小姐們來往,男人是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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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與B君閒聊,提到「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也就是熱衷政治活動的徐志摩。徐志摩受到張君勱、粱啟超、林長民等人的器重,絕對不只是看重徐的家世或文才,而是看重徐對政治與社會方面的理念。畢竟張、粱、林根本就是政壇大老級的人物,雖然最後無法取得太多實際權力,林長民還死於兵變;但可想而知,在權力競爭的過程中,有很多暗中角力的過程。徐志摩可能參與機要,扮演比較隱匿無實,但不一定是邊緣性的角色。這使我又以一種新鮮的態度,注意著關於徐志摩的事情。因此前日在書店看到《徐志摩未刊日記(外四種)》,很是高興,這本書整理出徐在杭州念中學時期的〈府中日記〉(1911),以及徐在美國留學時期的〈留美日記〉(1919),算是新史料吧。

徐志摩對「五四運動」的反應

我當然立刻翻閱日記中一九一九年五月的部分,果然五月一日與五月二日都在談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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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文化的詮釋》為格爾次(clifford geertz)的論文集,第一章〈渾厚敘述︰論解讀文化的理論〉旨在建立其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首先,格爾次引用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於《哲學新鎖鑰》(Philosophy in a New Key)中對所謂「大理論」(grande idée)的檢討︰知識界中某些理論出現時,抓住所有人的想像力,使每各人都利用它做為「芝麻開門」的咒語,解決一切問題。不過,當這個理論成為眾人思考中的一部份時,開始更進一步面對實際問題的挑戰,人們也會開始研究伴隨著理論所產生的新問題。最後因為研究範圍不斷擴大、深入,理論的能量漸漸減弱,最後失去了解釋的能力。

這時格爾次指向人類學中對「文化」這個概念的定義,以繼承泰勒(E. B. Tylor)傳統的學者克萊德.克盧克鴻(Cyde Kluckhohn)對文化的定義為例,重新檢討「文化」到底是什麼。格爾次將克盧克鴻於《人類的寫照》(Mirror for Man)一書對「文化」的定義整理成以下十一項︰(1)一個民族全部的生活方式。(2)個人從團體中習得的社會傳統。(3)思考、感覺和信仰的方式。(4)由行為中得出的抽象概念。(5)為人類學家的一種理論,處理一個人類團體真實的行為方式。(6)一個推積知識經驗的堆棧。(7)一套確立的思考傾向,用以處理週期性出現的問題。(8)後天習得的行為。(9)一套規範行為標準的機制。(10)一套調整適應外在環境以及其他人的技巧。(11)歷史的積澱(precipitate);並不無嘲諷之意地說克盧克鴻最後只能訴諸比喻的方法,說明「文化」像一張地圖、一個過濾器或是一種「基質」(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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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駿製作的「神隱少女」不負眾望地再次突破他自己的創作紀錄,在精緻輕靈、絲絲入扣的劇情中,隱藏了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反省。若比較宮崎駿早期的「天空之城」、「風之谷」與後期的「魔法公主」、「神隱少女」,可以看出前後一貫的環境保護議題,也可以看出其思考觀點與動畫藝術的方向之轉變。「天空之城」與「風之谷」將軍國主義與環境破壞的反省結合,又巧妙地將十九世紀工業化前期的事物以浪漫主義的方式,描繪成一種富懷舊感、充滿機械美學、勤奮精神與獨立自治精神的綺麗願景;並且,以一種歐洲化的角色與佈景設定來詮釋,使人不自主地聯想起明治時期以降的「脫亞入歐」的日本早期工業化歷史。「魔法公主」與「神隱少女」則更進一步,回溯到傳統農業社會,角色與佈景的風格也回歸日本傳統的民俗與神話,創造出具有日本原創性、史詩般的宮崎駿Allegory(寓言);其批判反省的主題也由較淺顯單純的環保,轉變為對人性與現代社會的未來做整體性的思考。

「神隱少女」是一則龐大的Allegory。(我無法準確翻譯這個西方文學的詞彙,因為中國文學中缺乏這個範疇,與Allegory較接近的文類是《西遊記》與《鏡花緣》之類的章回小說,與之接近的名稱則是莊子式的「寓言」,但是以一般篇幅簡短的「寓言」稱之,實在無法指涉這種由西方中古宗教文學發展而成的文類,故不翻譯。)如《愛麗斯夢遊仙境》一樣,「神隱少女」中所有的場景都是「虛」的、象徵式的,但所有的「虛」都指向我們所處的現「實」生活。「神隱少女」開場對日本1989-91年間崩潰的「泡沫經濟」的批判力如同爆炸一般將觀眾由現代城市推向一座巨大的「鬼城」,各種牛鬼蛇神(其中不乏穿著古代官員衣冠者)群聚於「湯婆婆」(諷刺如「湯」般的「泡沫」嗎﹖)經營的巨大溫泉大飯店,而這飯店提供的熱水是用人變的煤碳燒出來的,其酒池肉林般的飲食是宰殺人變成的畜生烹調而成的,這是鬼與獸的享樂世界,人的煉獄。而小女孩千尋的父母卻因誤入這個「反烏托邦」,又禁不起誘惑吃下了鬼的食物而變成兩隻貪婪的、待宰的肥豬。

透過千尋之口說出「我不希望爸爸變胖」,使這個荒誕的情節一下子變成都市中年男子每日面對自己體重的奮鬥。現代都市隨處可見的豪華餐廳、攤販小吃、速食店中成堆的炸雞等等其實就是酒池肉林,脫離「貧窮」的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吃得好、吃得太好了、吃得好到變成壞事。吃本是人性自然的欲求,在富裕的現代社會,每個人面對的卻不是如何努力獲得食物,而是如何努力節制食慾。再回到電影,小女孩千尋象徵的赤子之心躲過了誘惑,在少年白龍的幫助下,開始在鬼與獸的城市求生存,說服了「湯婆婆」留她在溫泉大飯店工作,並尋找營救父母、逃離「惡桃花源」的方法。緊接著,劇情一轉,原來到溫泉大飯店沐浴的鬼怪,全身骯髒需要沐浴的原因竟是拜人類的環境污染所賜﹗千尋的浴池侍女工作的意義也一變,成為努力滌除人類對自然的污染的奮鬥。千尋與全溫泉大飯店的人員將一位骯髒的河龍王通身遍體的穢物清除時,也開啟了白龍身分的探索。白龍與「湯婆婆」簽約為其工作,自己的本名被奪去,而忘記自己是誰,以至於再無法擺脫「湯婆婆」的控制,是一條失去自我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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