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想想台灣有誰是「印尼通」?想來想去應該從老報人、國民黨大老馬樹禮(1909-2006)先生談起。其實去年(2006年)1月陳鵬仁教授才翻譯出版了馬先生的《印尼獨立運動史》(インドネシア独立運動史,台北:致良,2006)的日文版,向他早年研究印尼的成就致敬,不料該年7月12日馬老先生就因肺炎住進醫院,19日病情惡化,晚間18時53分過世,享年98歲。

馬樹禮(Mah Soo Lay)先生,江蘇省漣水縣人,生於1909年,1928-1929年間曾肆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後留學菲律賓聖道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1938年獲得商學士學位。在報業史上,馬樹禮先生是國民黨系的老記者、老報人,曾在江西、上海、新加坡、馬尼拉、雅加達從事新聞工作,後當選立法委員,於1973-1985年間就任駐日代表,1985-1987年擔任國民黨秘書長,亦出任過中廣與中視的董事長,並榮任總統府資政。其《印尼獨立運動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就是在1950年代任印尼中華商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時寫成。

據另一位老報人卜少夫先生所述,馬樹禮先生在印尼期間學習印尼文已達相當程度,當時曾將蔣中正總統的《反共抗俄基本論》翻譯為印尼文出版(Chiang Kai Sek, Dasar anti-komunis, Djakarta : Inmajority, 1956),還主編了《印尼商業年鑑》(雅加達:中華商報社,1955),相當勤奮用功。其《印尼獨立運動史》詳述了印尼民族主義的興起、政黨政治的孕育、日本入侵的始末、印尼獨立之宣言、獨立戰爭與左右派系的爭鬥,以及列國調停與群島統一的過程;不但以其治學背景參考了許多英、日文的著作,還徵引了更多印尼文的政治手冊、報紙雜誌、人物傳記及歷史著作的原典;而且章節井然有序、註釋精確詳實,不但附錄譯名對照表,還編輯羅列索引,堪為印尼事典,以當時的研究出版條件而言實屬難能可貴,足見其研究之苦心。除此之外,馬先生介紹印尼的著作尚有《印尼的變與亂》(1956)、《印尼現局之分析》(手冊,1957)、《印尼政情與僑情》(演講稿,1966)、《黨務與僑務之配合》(講義,1968)等。

至於馬樹禮先生赴印尼辦報的始末,據其自述,1948年他來台參觀「台灣博覽會」,順便考察台灣報業,發現《台灣新生報》雖為第一大報,但並未在南部高雄發行,在高雄辦報仍有商機,於是計畫將其上海《前線日報》的機器與紙張運往高雄,並隨即著手實行。不料次年機器運抵高雄,《台灣新生報》竟發行「南部版」,造成很大的競爭壓力,再加上1949年國共內戰的變亂,在高雄辦報前途黯淡,就在此時,印尼中華商會聯合總會理事長郭美丞先生勸說馬先生赴印尼辦報,一則基於印尼即將獨立的展望,二則共產主義正在印尼蔓延,期望馬先生能辦一份反共的僑報,於是馬先生託陶希聖先生向政府報告核准後,遂於1950年將機器轉運至印尼,由印尼中華商會聯合總會募款一百五十萬盾印幣(實際約收到一百二十多萬),終於在1953年8月24日創刊了《中華商報》。由於該報經濟新聞的內容專業充實,故大受華僑商人歡迎,銷售量曾破萬份大關。(參見:陳三井訪問、張國裕紀錄,〈訪馬樹禮資政:談丘正歐博士〉,《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49-51。)

當然,馬樹禮先生在印尼亦從事國民黨的海外黨部的工作,當時國民黨在印尼有廿六個直屬支部,由黨中央的「海外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指揮,據馬先生自述,他於1957年回台北參加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曾被賦予印尼地區的總負責人的任務。然而,自認「華僑為革命之母」的國民黨政權,其鼓吹復興中華文化的僑務工作,與印尼民族國家的政策之扞格可想而知,而印尼自1950年獨立伊始,旋即與中共政權建交,1955年周恩來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且有國民黨特務企圖暗殺的傳聞,馬先生從事黨務工作,其不受印尼當局歡迎亦可以想見。

1956年起由於蘇卡諾左傾親共的政策引起軍方不滿,蘇門達臘島開始爆發局部的軍事叛亂,逐漸脫離中央指揮,造成阿里(Ali Sastroamidjojo)內閣垮台。1957年3月「東印度尼西亞司令」蘇穆阿爾上校(H.N.V. Sumual, 1923- )宣布其轄區戒嚴,提出「全面鬥爭憲章」(Permesta),意圖接管巴厘島以東所有外島,並開始與蘇門達臘的反中央勢力合流。至此,印尼政軍局勢大亂,在冷戰對立的情勢下,美方開始暗中援助反共、反蘇卡諾的印尼叛軍,而台灣當時亦有涉入。傳聞總統蔣中正在1958年5月曾指示參謀本部研究運送軍事物資甚至部隊支援印尼的「革命軍」,還成立了「南海研究小組」,擬定了船團登陸印尼蘇拉威西島的計畫。後來雖因執行困難而作罷,但曾派遣「空軍3831特種部隊」、民航空運公司(CAT)和復興航空公司的運輸機,以菲律賓南部的島嶼為中繼,空運包括輕重機槍、步槍、迫擊炮、山炮和彈藥等武器給印尼「革命軍」。(參見:宮常,〈X檔案再現--臺灣對外軍事援助機密檔案〉,《全球防衛雜誌》,第214期,2002年6月, 頁54-61。)

作為反制,印尼政府於1958年4月17日以「審查」華文報紙的翻譯人員不足為理由,禁止所有「僑報」的發行,5月6日又逮捕各報社的主要成員,馬樹禮先生亦入獄,未經審判即被關押在距雅加達約一小時舟程的「安樂斯」島(Onrust)拘留營。據當時同時被捕的丘正歐(1902-2001)先生的詩作〈荒島吟〉的記述,當時拘留營的情況是:「濟濟島上客,印華好男兒。軍政報學商,各業均在茲。少者未及冠,老年近古稀。相呼皆難友,共處無尊卑。不論老和少,鋅屋同群栖,鋼板為門戶,鐵網作窗扉。啟閉依規定,出入勿遲遲。食宿堪安飽,心情苦難支…」據說馬先生當時曾受過「水牢」的苦刑,所幸馬夫人當時在僑校「自由中小學」任校長,並未被逮捕,後來家屬每週四可以前往該島探視、送飯菜蔬果,情形總算沒到最惡劣的程度。一群難友還能組成自治委員會,互相教授彼此的專長,例如向留學法國的丘正歐博士學習法文等等。就這樣馬先生等人被關了一年四個多月,印尼政府一度計畫將之遣送到中國大陸,後在美國駐印尼大使館的協助下,台灣方面的一行人終獲釋放,馬先生於1959年9月被遣送回台,前前後後在印尼待了約十年。(參見:丘正歐,〈荒島吟〉,《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108。)

台灣的記者、報人寫雜記評論東南亞時事者,繼馬樹禮先生之後,尚可舉出江南(劉宜良, 1932-1984)的《動亂的東南亞》(台北:台灣日報社,1967)、徐宗懋(1958- )的《南洋人》(台北:時報文化,1992),以及梁東屏的近作《一個人@東南亞》(台北:印刻,2006),然而,這些時事評論的著作,皆未能達到像《印尼獨立運動史》這樣深入研究的程度。或許是因為印尼六十年代以降的排華政策,以及長期的言論不自由,使得台灣跑東南亞線的記者對印尼不甚了解,在馬樹禮與梁東屏之間有一個很明顯的斷層。對照台灣的「日本通」人才濟濟,我們對南方與北方的群島的關注程度十分不均衡,回想起來,亦算是「日本通」的馬樹禮先生能夠「南北通吃」,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雖然說所謂的「某國通」,帶有縱橫家之權謀與小說家之紕漏的意味,其實亦是褒貶不一,但我們若連號稱「通印尼」、且熱衷兩國交流的人物都付之闕如,就更別奢望超越「某國通」的境界與鄰國真誠地相互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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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了貴文,比較諒解當年印尼政府封閉僑報社團華校的殘暴行為,一個領導
    人的決策影響著多少人的生死,祈禱領導人切記,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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