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想想台灣有誰是「印尼通」？想來想去應該從老報人、國民黨大老馬樹禮(1909-2006)先生談起。其實去年(2006年)1月陳鵬仁教授才翻譯出版了馬先生的《印尼獨立運動史》(インドネシア独立運動史，台北：致良，2006)的日文版，向他早年研究印尼的成就致敬，不料該年7月12日馬老先生就因肺炎住進醫院，19日病情惡化，晚間18時53分過世，享年98歲。
馬樹禮(Mah Soo Lay)先生，江蘇省漣水縣人，生於1909年，1928-1929年間曾肆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後留學菲律賓聖道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1938年獲得商學士學位。在報業史上，馬樹禮先生是國民黨系的老記者、老報人，曾在江西、上海、新加坡、馬尼拉、雅加達從事新聞工作，後當選立法委員，於1973-1985年間就任駐日代表，1985-1987年擔任國民黨秘書長，亦出任過中廣與中視的董事長，並榮任總統府資政。其《印尼獨立運動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就是在1950年代任印尼中華商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時寫成。
據另一位老報人卜少夫先生所述，馬樹禮先生在印尼期間學習印尼文已達相當程度，當時曾將蔣中正總統的《反共抗俄基本論》翻譯為印尼文出版(Chiang Kai Sek, Dasar anti-komunis, Djakarta : Inmajority, 1956)，還主編了《印尼商業年鑑》(雅加達：中華商報社，1955)，相當勤奮用功。其《印尼獨立運動史》詳述了印尼民族主義的興起、政黨政治的孕育、日本入侵的始末、印尼獨立之宣言、獨立戰爭與左右派系的爭鬥，以及列國調停與群島統一的過程；不但以其治學背景參考了許多英、日文的著作，還徵引了更多印尼文的政治手冊、報紙雜誌、人物傳記及歷史著作的原典；而且章節井然有序、註釋精確詳實，不但附錄譯名對照表，還編輯羅列索引，堪為印尼事典，以當時的研究出版條件而言實屬難能可貴，足見其研究之苦心。除此之外，馬先生介紹印尼的著作尚有《印尼的變與亂》(1956)、《印尼現局之分析》(手冊，1957)、《印尼政情與僑情》(演講稿，1966)、《黨務與僑務之配合》(講義，1968)等。
至於馬樹禮先生赴印尼辦報的始末，據其自述，1948年他來台參觀「台灣博覽會」，順便考察台灣報業，發現《台灣新生報》雖為第一大報，但並未在南部高雄發行，在高雄辦報仍有商機，於是計畫將其上海《前線日報》的機器與紙張運往高雄，並隨即著手實行。不料次年機器運抵高雄，《台灣新生報》竟發行「南部版」，造成很大的競爭壓力，再加上1949年國共內戰的變亂，在高雄辦報前途黯淡，就在此時，印尼中華商會聯合總會理事長郭美丞先生勸說馬先生赴印尼辦報，一則基於印尼即將獨立的展望，二則共產主義正在印尼蔓延，期望馬先生能辦一份反共的僑報，於是馬先生託陶希聖先生向政府報告核准後，遂於1950年將機器轉運至印尼，由印尼中華商會聯合總會募款一百五十萬盾印幣(實際約收到一百二十多萬)，終於在1953年8月24日創刊了《中華商報》。由於該報經濟新聞的內容專業充實，故大受華僑商人歡迎，銷售量曾破萬份大關。(參見：陳三井訪問、張國裕紀錄，〈訪馬樹禮資政：談丘正歐博士〉，《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49-51。)
當然，馬樹禮先生在印尼亦從事國民黨的海外黨部的工作，當時國民黨在印尼有廿六個直屬支部，由黨中央的「海外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指揮，據馬先生自述，他於1957年回台北參加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曾被賦予印尼地區的總負責人的任務。然而，自認「華僑為革命之母」的國民黨政權，其鼓吹復興中華文化的僑務工作，與印尼民族國家的政策之扞格可想而知，而印尼自1950年獨立伊始，旋即與中共政權建交，1955年周恩來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且有國民黨特務企圖暗殺的傳聞，馬先生從事黨務工作，其不受印尼當局歡迎亦可以想見。
1956年起由於蘇卡諾左傾親共的政策引起軍方不滿，蘇門達臘島開始爆發局部的軍事叛亂，逐漸脫離中央指揮，造成阿里(Ali Sastroamidjojo)內閣垮台。1957年3月「東印度尼西亞司令」蘇穆阿爾上校(H.N.V. Sumual, 1923- )宣布其轄區戒嚴，提出「全面鬥爭憲章」(Permesta)，意圖接管巴厘島以東所有外島，並開始與蘇門達臘的反中央勢力合流。至此，印尼政軍局勢大亂，在冷戰對立的情勢下，美方開始暗中援助反共、反蘇卡諾的印尼叛軍，而台灣當時亦有涉入。傳聞總統蔣中正在1958年5月曾指示參謀本部研究運送軍事物資甚至部隊支援印尼的「革命軍」，還成立了「南海研究小組」，擬定了船團登陸印尼蘇拉威西島的計畫。後來雖因執行困難而作罷，但曾派遣「空軍3831特種部隊」、民航空運公司(CAT)和復興航空公司的運輸機，以菲律賓南部的島嶼為中繼，空運包括輕重機槍、步槍、迫擊炮、山炮和彈藥等武器給印尼「革命軍」。(參見：宮常，〈X檔案再現--臺灣對外軍事援助機密檔案〉，《全球防衛雜誌》，第214期，2002年6月， 頁54-61。)
作為反制，印尼政府於1958年4月17日以「審查」華文報紙的翻譯人員不足為理由，禁止所有「僑報」的發行，5月6日又逮捕各報社的主要成員，馬樹禮先生亦入獄，未經審判即被關押在距雅加達約一小時舟程的「安樂斯」島(Onrust)拘留營。據當時同時被捕的丘正歐(1902-2001)先生的詩作〈荒島吟〉的記述，當時拘留營的情況是：「濟濟島上客，印華好男兒。軍政報學商，各業均在茲。少者未及冠，老年近古稀。相呼皆難友，共處無尊卑。不論老和少，鋅屋同群栖，鋼板為門戶，鐵網作窗扉。啟閉依規定，出入勿遲遲。食宿堪安飽，心情苦難支…」據說馬先生當時曾受過「水牢」的苦刑，所幸馬夫人當時在僑校「自由中小學」任校長，並未被逮捕，後來家屬每週四可以前往該島探視、送飯菜蔬果，情形總算沒到最惡劣的程度。一群難友還能組成自治委員會，互相教授彼此的專長，例如向留學法國的丘正歐博士學習法文等等。就這樣馬先生等人被關了一年四個多月，印尼政府一度計畫將之遣送到中國大陸，後在美國駐印尼大使館的協助下，台灣方面的一行人終獲釋放，馬先生於1959年9月被遣送回台，前前後後在印尼待了約十年。(參見：丘正歐，〈荒島吟〉，《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108。)
台灣的記者、報人寫雜記評論東南亞時事者，繼馬樹禮先生之後，尚可舉出江南(劉宜良, 1932-1984)的《動亂的東南亞》(台北：台灣日報社，1967)、徐宗懋(1958- )的《南洋人》(台北：時報文化，1992)，以及梁東屏的近作《一個人@東南亞》(台北：印刻，2006)，然而，這些時事評論的著作，皆未能達到像《印尼獨立運動史》這樣深入研究的程度。或許是因為印尼六十年代以降的排華政策，以及長期的言論不自由，使得台灣跑東南亞線的記者對印尼不甚了解，在馬樹禮與梁東屏之間有一個很明顯的斷層。對照台灣的「日本通」人才濟濟，我們對南方與北方的群島的關注程度十分不均衡，回想起來，亦算是「日本通」的馬樹禮先生能夠「南北通吃」，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雖然說所謂的「某國通」，帶有縱橫家之權謀與小說家之紕漏的意味，其實亦是褒貶不一，但我們若連號稱「通印尼」、且熱衷兩國交流的人物都付之闕如，就更別奢望超越「某國通」的境界與鄰國真誠地相互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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