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尾蜂房

旅行往往從回家之後才開始…那是我去韓國六天旅程的最後一個上午，一大早與同行的朋友們約好一起去「梨太院」瘋狂血拼。此處確是東西洋百貨薈萃之處，一家家人蔘藥材、手工藝品、特產食品的店舖令人眼花撩亂。我雖對購物沒什麼興趣，卻也買了人蔘薑糖、一隻紅銅懷錶和一組螺鈿漆器，然而我看了就買，並不殺價比較，這只花了我半小時(一方面也是阮囊羞澀之故)。正覺得不知如何消磨時間，驀然望見不遠的山坡上，層層疊疊的屋舍堅間露出一對高高的清真寺叫拜塔。微雨的初秋，霧染的白晝，灰青色的叫拜塔顯得冰涼、安靜。於是我硬拉著一位接待我們的韓國學弟東權先生，脫離了血拼的隊伍，前往朝見這所透著神秘感的清真寺。

其實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旁也有一座清真寺，我平時坐公車通勤也時常經過，大概是因為建在開闊的地面上，少了一分隱約的美感，我並不覺得清真寺有何特殊。但漢城「梨太院」有點像台北天母，位在緩坡參差起伏的地區，也同樣被協防的美軍選為軍事機構的所在地，數十年的經營，綠草碧坡、老樹成蔭，漆黑的柏油路在漸層的房屋間蜿蜒，頗有圖畫佈局之美。我抬著頭只顧盯著叫拜塔一路走去，一鑽入山坡裡卻迷失在迂迴的巷弄之中，遠看十分高聳的塔樓也被窄巷兩旁的屋簷遮蔽，東權與我繞了半個多小時，好像進了迷宮。

因為考慮到回程的時間，怕耽誤了大家集合，東權滿頭大汗一直問路，卻因為巷道崎嶇，雖問了路也不易尋得正道，走著走著竟下坡回到了大街上，最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錯過了一條小岔道，早已過門而不入。我們終於問對了人，迷宮一下子被破解了，五分鐘後穿過一條窄巷，如進了一座玄關，清真寺陡然聳立在面前。顧名思義，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最為樸實，沒有華麗雕飾，沒有燒香祭拜之處，只有幾何型的拱廊、門窗和醒目的圓頂、叫拜塔。東權與我並不了解伊斯蘭文化，只是靜靜地繞行清真寺一圈，達成了一時任性的行程，也調勻了爬坡疾走的呼吸。我忍不住從窗口窺伺正殿的禮拜室，結果當然只是看到空蕩蕩的幾根柱子，和面向麥加的淺淺壁龕，空無一物、唯有心中真主，每座清真寺都相同。

臨走前東權幫我在清真寺門口拍攝照片，按理說在清真寺也不該照相，因為任何個人的形象，都不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伊斯蘭文化所喜愛的。但是人的記憶如此薄弱，遠方的旅程又如此難得，我也只好做一回無聊觀光客了。觀光結束之後，旅行從回家之後才開始…為何漢城會有清真寺？這個問題我事後才想到。韓國可是距離伊斯蘭國度很遠很遠的國度，歷史上似乎缺乏交流，近現代也無移民往返。等我回到台北家中小小的書房後，我的書蟲癖又犯了，開始在書海中從阿拉伯「臥遊」到韓國。

根據阿拉伯史書記載，早在公元九世紀時就有穆斯林到達過朝鮮半島，而且似乎安家立業一去不返。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adzbeh)成書於公元844-848年間的地理書《道里邦國志》(Katab al-Masalik wa’l-Mamalik)中「通向中國之路」一節裡記載：「在與剛素(Qansu)對面的中國的盡頭有眾山及諸國，那就是新羅(Al-Shila)國。該國盛產黃金，由於那裡土地良美，故有一些穆斯林入其國定居下來。沒有人曉得新羅國以外的情況。」[1] 同一時期，另一部著名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al-Kitab al-thani min akhbar al-Sin wa al-Hind)則敘述：「中國東部臨大海，有錫拉(Sila)諸島。島上居民是白色的人，他們每年向中國朝廷纳貢。他們說如果不向中國君主纳貢，那麼他們那裡就不下雨。我們誰也沒有去過那些島上，因此也就不能談有關島上居民的情況。在這些島上，動物有白隼。」[2]

當時韓國正值新羅王國時代，阿拉伯文獻中Shila的音譯頗為準確。至於剛素(Qansu) ，據學者考證應該是「江都」(Qantu)之筆誤，就是隋煬帝流連忘返的江都城，煙花三月的揚州。九世紀的唐代海上交通已頗為發達，可乘季風從長江三角洲往來朝鮮半島，揚州以北的海州(今江蘇連雲港)、楚州(今江蘇淮安市)，以南的明州(今江蘇定海縣)、越州(浙江紹興市)，皆是新羅人往來的口岸，而這些港口透過運河總匯於揚州，故稱新羅在江都對面。唐代揚州是國際大都會，據《舊唐書．田神功傳》記載，有「商胡波斯」數千人。1980年楊州市郊北邊蜀崗地帶的唐代墳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釉綠背水扁瓷壺」，其正面撰有文字，據學者考證是阿拉伯文「安拉是偉大的」(Allah al-akbar)，估計為晚唐(九世紀)長沙官窯生產的瓷器，瓷工大概不懂阿拉伯文，其文字是照樣描上去的，所以並不工整。這證實了唐代長沙瓷器經過揚州外銷中東地區的歷史，同樣透過揚州，中東的穆斯林接觸到了新羅王國。此外，文中提到新羅向唐朝纳貢，又特別提到新羅出產「白隼」(或譯為白色的鷹)，感覺上好像是貢品的一種。《舊唐書》中記載新羅使者「獻金、銀、牛黃、魚牙納、朝霞紬等」；《新唐書》則記載「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綢、海豹皮。…上異狗馬、黃金、美髢諸物」，並沒有提到「白隼」。不過新羅的《三國史記》記載對大唐的官方貿易商品中，有「擊鷹」(或鷂子)一項，東北亞以出產獵鷹「海東青」著名，可能新羅當時有引進稀有的白鷹到中國，令中東商人印象深刻吧！[3]

大約一百年後，馬蘇第(Abu’l-Hasan’ Ali al-Husayn Ali al-Mas’udi)的《黃金草原和珠璣寶藏》(Murudj adh-dhahab，約成書於943年)中記載：「在中國以遠，於大海下側既沒有已知的王國，又沒有已被描述過的地區，惟有新羅及其附屬島嶼例外。從伊拉克或另一地區前往那裡的一個外來人很少有離卻而去的。那裡空氣多麼有益於健康啊！水清澈見底，土地肥沃和所有的財產都豐富。居民們與中國人及其國王們和睦相處，他們與後者不斷交換禮物。」[4]當時正是定都巴格達的阿巴斯(Abbasids)王朝的全盛時期，阿拉伯豪商多半聚集於伊拉克地區，故特別強調伊拉克的旅者。由以上文獻看來，阿拉伯的地理學者對朝鮮半島的評價頗高，認為新羅人皮膚白皙，當地水土優美，至於誤以為新羅「盛產黃金」，可能是阿拉伯商人風聞朝貢物品中有大量黃金的關係。唐代稱新羅為「君子國」，可見當時新羅的自然、人文環境備受諸國肯定，若真有穆斯林前往定居，也不令人意外！

其實我真的去旅行的時候，反而不會想太多，行前不會刻意查書做功課，行經名勝古蹟時也不會詢問其歷史，我覺得旅行就應該自由自在地放任自己的腳步與視野，隨遇而安地見聞一切，不要事先規劃好想看什麼、想印證些什麼，這些是事後臥遊的樂趣。然而中古時代的事蹟今日以難以追溯，就算當時真的有中東穆斯林移居新羅，也沒有建立宗教組織與清真寺，這段歷史湮沒在時間之流中，大概已難以考察了。那麼漢城的清真寺是何時建立的呢？或許是我從小看慣了台北的清真寺，總覺得一個大都市有各種宗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旅行的時候並沒有細想。

幾個月前伊拉克戰爭爆發的時候，南韓曾計畫派兵協助美英聯軍從事後勤補給工作，這引起土耳其的抗議。原來1950年代韓戰爆發的時候，土耳其曾派兵數千以聯合國部隊的身分幫助南韓作戰，美國攻打與土耳其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伊拉克，南韓竟計畫派兵協助，所以土耳其認為南韓忘記了當初穆斯林士兵所流的鮮血。正是在韓戰時期第一位伊斯蘭教長(imam)隨土耳其部隊來到韓國，吸引了一批韓國人信奉伊斯蘭教，1963年信徒增加到一千多人，1966年建立了韓國穆斯林聯盟與韓國伊斯蘭基金會，次年又建立了韓國穆斯林學生會，這是韓國首次建立了正式的伊斯蘭宗教組織，並與土耳其的教會保持聯繫。1971年信徒達到三千人，其後南韓朴正熙總統在漢城捐贈了五千平方公尺的土地興建清真寺，並於1976年完工，就是我那次旅行所拜訪的清真寺。其後1980年於釜山、1981年於光州又各建立了一座清真寺。[5] 一座建築背後千絲萬縷的聯繫，又豈是我旅行當時所能知曉。

旅行往往從回家之後才開始…其實我的漢城清真寺之行頗為平淡無奇，是事後的回憶與閱讀渲染了實際的經歷。有時候真的覺得旅行好無聊喔，何不只臥遊就好了！然而沒有旅行也就沒有「回家之後」，新奇與平淡都是自己的想像造成的。我臥遊了半天，自己覺得有趣極了，說不定讀者看了只會說聲：「好無聊喔！」誰知道以後我會不會心血來潮，重新臥遊「梨太院」，又會覺得只花了半小時血拼，好可惜喲！

參考資料：
[1][古阿拉伯]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adzbeh)，宋峴 譯註，《道里邦國志》(Katab al-Masalik wa’l-Mamalik)，(北京：中華書局，2001)。
[2]此書分為兩卷，卷一作者不詳。卷二是續篇，書名是《續中國印度見聞叢談》Akhbar Biladi al-Hind Was-Sin Aidan wa Mulukuhuma，其作者據學者考定為阿布．賽義德(Abu Zaid)於公元916年左右完成。阿布．賽義德則在書中斷定第一卷於公元851-852年間寫成。參見：穆根來、汶江、黃倬漢 譯，《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2001)。以及：張日銘 考證及譯註，《中國印度見聞叢譚》，(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3]孫光圻，〈公元8-9世紀新羅與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7，第1期(總第31期)，頁30-42。陳達生，〈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見證〉，《海交史研究》，1992，第2期(總第22期)，頁40-41。
[4] [古阿拉伯]馬蘇第(Abu’l-Hasan’ Ali al-Husayn Ali al-Mas’udi)，耿昇 譯，《黃金草原》(Murudj adh-dhahab)，(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5]Farah, Caesar E., Ph.D., Islam: Beliefs and Observances(Sixth Edition), New York: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2000, p.280-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