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尾蜂房

阿爾及爾這個海盜出沒的都市，在緊緊束縛著它的高大城牆裡亂哄哄地生活著。城內的各族居民在色情、暴虐、掮客生涯、酒食征逐的浪潮中蠢動。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柏柏爾人、摩里斯哥人、安達魯西亞人、塔加蘭人、黑人、猶太人和叛教者等待著海盜船回來。搶劫來的東西運上岸時，先取出一部分，然後把他們分攤到的東西進行拍賣，呈現出一片爾虞我詐、鼓譟喧鬧、貪得無饜、排外成性和焦躁不安的場面，這就是攝政區最早的民間貿易的奇觀。

——馬賽爾．佩魯東(Marcel Peyrouton)，《馬格里布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u Maghreb)

不機伶的性格，讓我常常發現一些不是很新鮮的新鮮事，例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是在法屬北非出生的猶太裔法國人，他的本名叫Jackie，據說當時猶太社區受到美國電影的影響，喜歡將小孩取名為William、Jackie這類的美國式的名字。他還有一個罕為人知的猶太名字：Elie。基本上,Jacques這個法國式的、基督教式的名字，是他後來為了在法國知識界求發展而改的。

德希達生於1930年7月15日，他的家庭本住在阿爾及利亞的首府阿爾及爾的聖多格斯坦大街，但德希達卻出生在近郊的避暑勝地埃爾比哈(El Biar)，後來他父母在當地買了房子，舉家搬到該地。法國於1830年從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治下奪取了阿爾及利亞，並採取同化政策，企圖直接併吞阿爾及利亞，但法國雖然賦予當地的佔絕大多數阿拉伯裔、柏柏裔(Berber)的阿爾及利亞人法國國民(nationaux francais)的身分，卻不給他們公民權(citoyennete)。這種歧視政策造成一個「等級社會」，最上層是法國殖民者，中層是西班牙人、義大利人為主的歐洲移民，以及北非猶太人，下層則是信奉伊斯蘭教為主的阿拉伯、柏柏裔的阿爾及利亞人。 1870的《克雷米厄法》(decret Cremieux)賦予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法國公民權，但隨著歐洲反閃族主義的興起，法國殖民者也開始敵視北非猶太人。二次大戰爆發後，法國於1940年被德國擊敗，被迫求和，成立了「維琪政權」，於是在該年廢除了阿爾及利亞猶太裔的法國公民權，讓該地約十萬人口的猶太裔頓失一切保障。於是1940年德希達成了無國籍者，1941年他雖然進入阿爾及爾的賓阿克嫩高級中學就讀，但次年卻被開除，總計在兩年間有一萬八千多名猶太裔學生遭到開除。直到1943年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流亡政府與盟軍登陸北非後，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才恢復法國公民身分。[1]

閱讀德希達的少年經歷，以及他的《他者的單語主義：起源的異肢》(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e’se d’origine，張正平 譯)[2] 我不能不聯想到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他出生在最法國的法國，位在法國東北部洛林(Lorraine)地區的Meuse省的一個農村Lumeville，布勞岱曾回憶他童年中的農村記憶--

過去這裡有一排毗連的大房屋(包括穀倉與馬廄以及居室)，屋後就是田園，但這些房屋的穀倉大門就直接開著，朝前方面對著大街「les rues a usoirs」，沿路停放著大車、犁、耙、糞堆…我承認當我旅行時，會不禁產生幻想，我夢想著歐洲從蘇邁河(Somme)岸，或從Meuse省或萊茵河開始，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亞與遙遠的亞洲。我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從萊茵河到波蘭，我總會穿過同樣的農村建築，如同我童年中的洛林鄉間：同樣的集村、同樣的敞田、同樣的麥田、同樣的三年輪耕、同樣的景象… [3]

然而，布勞岱卻認為對他的人生造成深刻影響的地方，是阿爾及利亞。他曾寫到：

我畢生主張寬容的立場，並為此感到欣慰。但是，我並不自命有何功勞。我只是在阿爾及利亞才真正發現猶太人問題。那是1923年，我不過20來歲。我隨後在阿爾及利亞一住就是十年，生活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在那裡學會了理解和尊重阿拉伯人和卡比爾人(Kabyle)。後來(1935)，我在巴西執教多年，在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所描繪的那種氣氛下遇到黑人。最後，我到過所有的歐洲國家，除個別例外，我安適地、愉快地在那裡長期生活。 [4]

布勞岱與德希達在歷史中朝反方向錯身而過，布勞岱在法國成長求學，卻是到阿爾及利亞後才開始真正做出自己的學問，而德希達則是從阿爾及利亞到法國受高等教育後，才建立自己的觀點...不過相同的是，他們都是周遊列國的學者，布勞岱的巴西經驗、德希達的美國經驗,都是他們的學思歷程裡重要的一章。

接下來很自然地,我會談到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她在電影劇本《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中敘述的法國涅夫勒省(Nie’vre)的納韋爾(Nevers)城的回憶，二次大戰時期法國少女與德國士兵的戀情，是虛構的，在《情人》(L’Amant)與《中國北方來的情人》(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這兩本自傳式小說中的越南與華僑紈褲子弟的初戀才是真實的，莒哈絲在印度支那出生，十八歲以後才「回到」巴黎。但這又如何呢？如果以出身與學歷都絕對「正統」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與她比較，我不覺得莒哈絲有任何特別之處，也不覺德西蒙波娃有何特別之處，她們都是對法國的文學和思想與全世界的文學和思想，有著重大貢獻與影響的「無用之人」(取「百無一用是書生」與「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之意)。

當然，我並不是要質疑，例如出生於加勒比海馬丁尼克島(Martinique)的法農(Frantz Fanon, 他後來亦前往阿爾及利亞工作)的「後殖民」批判，以及對白種人沙文主義的針砭。我只是覺得，范農或是德希達，對於語言，未免小氣了一點。我寧可徵引莒哈絲在《廣島之戀》中的對白：

她：
我是一個道德值得懷疑的女人，你知道嗎？
(她微微笑了)

他：
妳如何解釋道德觀值得懷疑？
(她語氣很輕薄)

她：
就是懷疑別人的道德觀。 [5]

或是她在《納韋爾(備忘錄)》中的宣言：

他的身體變成了我的。簡直無法區分。我成了非理智的活的化身，人們用來指責我失去理智的種種理由，我要把它們通通推倒，就像推倒用紙牌搭的房子，就像清除那些純粹想像的理由。讓那些從來沒有如此迷狂的人向我投第一塊石頭吧。我已經沒有祖國，只有愛情才是我的祖國。 [6]

法語的可貴之處，就是它一直像個「道德值得懷疑的女人」，因為法語不斷「懷疑別人的道德觀」，她「已經沒有祖國」，「只有愛情」才是法語的祖國！
 
後記：

翻了翻頗為好用的參考書《當代五十大師》(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7]，才注意到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也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首府阿爾及爾，但他約14歲的時候，父親就調回馬賽的銀行分局任職，所以回到法國本土唸高中，與德西達相反，阿爾及利亞似乎對阿圖塞日後的學術研究毫無影響。

比較不同時期在阿爾及利亞出生或前往該地的法語系學者是很有趣的事情，例如布勞岱是在殖民統治相對穩定的時候到訪，可以悠閒地享受「從反面看地中海」的感覺，但法農一到該地當心理醫生，就碰到殘酷的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戰爭，他本人也投身革命大聲疾呼，終至犧牲生命。人類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則出生較晚，正好在戰爭末期被派到阿爾及利亞服兵役，阿爾及利亞獨立後他再度到該地研究，完成了著名的論文《196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世界除魅化》(Algeria 1960: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我這才發現以前在討論住宅的文化時讀過他的〈卡比爾人民居或顛倒的世界〉(“The Kabyle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這篇論文，正是關於阿爾及利亞的一支民族，但當時完全沒感覺到布迪厄的研究對象，是個經歷了八年的獨立戰爭後的國度！

順代一提的是，「當代五十大師」中，法國語言學家班凡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 1902-1976)出生在埃及開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則在開羅教過書；另一位法國人類學家杜密澤爾(Georges Dumezil, 1898-1986)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學教過六年宗教學(1925-31)，俄國的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1895-1975)則在1929年被放逐到中亞哈薩克六年。

注釋：

[1] [日]高橋哲哉，王欣 譯，《德里達：解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4-13。
[2] [法]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張正平 譯，《他者的單語主義：起源的異肢》(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e’se d’origine)，(台北：桂冠，2000)。
[3] Richard Mayne,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Fernand Braudel, Richard Mayne, tran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p. xi.
[4]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顧良、張澤乾 譯，《法蘭西的特性：人與物 (上)》(L’identite’ de la France: les homes et les choses)，(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79。
[5] [法]杜拉(Marguerite Duras)，邊芹、鄭若麟 等譯，《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頁45-46。
[6] 同上，頁132。
[7] John Lechte，王志弘、劉亞蘭、郭貞伶 譯，《當代五十大師》(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台北：巨流，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