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司湯達(Stendhal, 原名Marie-Henri Beyle, 1783-1842)的《旅人札記》(Memoires d’un touriste)中譯本,覺得法國人的確是浪漫而好玄思的民族,司湯達在旅程中只帶著「在法國旅行,唯一一本隨處都可以找得到的書」——《高盧戰記》——就信口分析法國的人種——有蓋爾人(Gaels)、基姆利人(Kymri)、伊比利亞人(巴斯克人)和混血兒——並比較各人種的體質特徵與性格,又說「我思想裡總把法國分為七到八個大區」,然後比較起各區的風尚,可見法國年鑑學派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式的人文地理縱論其來有自,搞不好任何法國人都能向司湯達這樣跟你侃侃而談:「第戎(Dijon)到南特(Nantes)一線以南如何、以北又如何如何…」

法國人的遊記總是寫得熱熱鬧鬧的,司湯達的時代已有大眾交通工具,可以搭公共馬車旅行,有一次他在圖爾(Tour)「登上一輛公共馬車,這車簡直像挪亞方舟:頂層全給獵犬佔了…哇哇直叫…」旅途中司湯達不但增廣自己的見聞,由於他本來就博學多聞,也時不時讓地方鄉親長了見識,有一次他進咖啡店早了,老闆說牛奶尚未送到,於是他對老闆說可以用蛋黃替代,「許多博學的修女老早就是這樣做的」。

不過,相對於英美作家欣賞平淡無奇的自然風光,司湯達並不喜歡普普通通的山水,而且也實話實說:「在第戎城外,我抬頭凝望歐洲如此著名的科多爾(Côte-d'Or),想到一句詩:『難道才智卓絕的人總長得醜嗎?』如果它沒出產值得稱讚的美酒,我會覺得沒有比這有名的科多爾更醜的了。」

身為小說家,司湯達在遊記中不免講了許多關於戀愛或偷情的街談巷議——「在巴黎,真正的愛情很少在六層樓以下發生,以時人就從六層樓窗子跳下去…」——這段話上下文有些交待不清,但二十幾頁後他終於又轉回這個話題——「這個南方城市的另一小青年的確非常勇敢:為了挽救他鍾愛的女人的聲譽,他設法裹著一條床單從五樓滑下…兩條腿都折斷了…青年的雙腿完全瘸了,奇怪的是人家還是愛他!」

司湯達曾在致友人狄.費奧爾(Di Fiore)信中寫下以下名言:

「輪船要燒煤,
我的腦筋中每天至少要
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

但關於愛情,司湯達卻是保守的老派,他在他的另一本書《愛情論》(De L’Amour) 第三十三章〈疑慮的意義〉中說:「總有一點疑慮需要平息,就是這種疑慮讓人始終有所渴求,就是這種疑慮使幸福的愛情始終充滿活力。既然疑慮總是存在,肉體歡愉就絕不會變得令人厭煩。一絲不苟就是這種幸福愛情的特徵。」


*以上三句是司湯達1934年11月1日在義大利的Civita Vecchia當領事時,致狄.費奧爾(Di Fiore)信中的話,見法國狄望(le Divan)出版社的司湯達《書信集》第九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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