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年(1927)二月,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ō, 1889-1960)作為文部省在國外研究員乘白山號赴歐,經歷了從神戶到馬賽約四十天的旅途,中途停靠上海、香港、新加坡、科倫坡、亞丁、開羅等地。在歐洲他讀到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與時間》,開始思考與時間相對的空間,上述經過半個地球的旅程經驗,促成了和辻哲郎《風土》一書的寫作,並在他致故鄉的妻子的書信中初成雛形。

海德格指出,「死」對於「在此」(Dasein)是唯一真正的「自己」,是完全獨特而不可分享的,因此,「自己」是一種由「死」規定著的純粹的可能性存在。正是死的先行,維持著這種純粹的可能性。我們測量、計算、管理時間,都是為了節省時間,而節省時間意味著時間是有限的,在節省這樣的觀念裡蘊含著對有限性的先行體悟,因為無限的時間是不需要節省的。

和辻哲郎敏銳地意識到:

「該書用時間來把握人的存在方式…於是便湧出一個疑問:既然時間可以運用到主體的存在方式中去,為何空間不能同時運用於同一根源的存在中去呢?…我們於此可以看出海德格的侷限性…是因為他所說的Dasein(在此)最終單限於個人。他把人類存在單當作個人存在來理解,若從人類存在的個人、社會這種雙重結構來看,那只是抽象的一面。所以,從具體的兩個方面來把握人之存在時,時間與空間是相即不離的。這樣,海德格尚未充分表述的歷史性才會顯露出其真實面目。同時,歷史才會與風土相互結合起來。」

研究和辻哲郎的學者酒井直樹(Naoki Sakai)卻認為:

「直到他1937年版的《倫理學》發表,和辻的人類學最大的弱點就是帶著某種典型的日本現代國家的神義論(theodicy)的性質。縱然和辻的哲學這種保守的性格,與海德格哲學相比之下更為明顯,但和辻的哲學對於現代國家的形成與其自我複製的機制缺乏某種最根本的洞察力,也就是不能洞察民族國家共同體與死亡的關係。……一個人歸屬於某民族國家的前題之一即是這個人願意參與去殺害被稱為敵人的另一群人的行動。當然,殺人的可能總是伴隨著被殺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脈絡之下,『歸屬』這一動詞不但是及物動詞,也具有朝夕無常的性質。」(“Until the publication of the 1937 version of his Ethics, Watsuji’s anthropology bore a fundamental shortcoming as a typical theodicy for the modern Japanese state. In spite of its conservative character, particularly in comparison to Heidegger’s, Watsuji’s philosophy lacked one essential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the modern state formation and its reproduction, that is, the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community and death……One’s belonging to the nation is immediately facilitated by one’s willingness to join the act of killing a group of people designated as the enemy. Of course, the possibility of killing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killed…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verb ‘to belong’ has gained some transitive, as well as transitory quality in this context.”)

若用拉岡的理論討論「日本帝國的精神分析」,以明治天皇「五誓詞」為象徵,現代日本建立了參照「大他者」而塑造的「自我」。拉岡的理論關注人的「主體」與「自我」。佛洛伊德提出理性的「自我」之下有一個無意識的「本我」,但拉岡認為連「無意識」也是後天被「大寫的他者」(Other,或譯為大客體、大對體)所塑造的,因此拉岡認為「我」中本來空無一物,沒有所謂「本真的」自我,哲學上的「主體」(subjectivity)只是個空白、空位,人從嬰兒時期開始經歷各階段建立的「我」全然是建構性的。

早在昭和前期,記者室伏高信(Murobuse Takanobu, 1889-1970)在1929年《America》一書中便感嘆:「你上哪去找還沒有被美國化的日本?日本沒有了美國怎麼活下去?我們怎麼逃得了被美國化的命運?我甚至敢宣稱美國已經變成了整個世界,今天,日本什麼都不是,只是美國而已。」(參見Yoshimi, Shunya(吉見俊哉), “ ‘America’ in Contemporary Japan: From Symbol to System,” in Chua Beng Huat ed., Consuming Asia’s, Routledge, 2000. 轉引自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

政治上的「自我」便是「獨立」。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 1910-1977)在《近代的超克》中反省著:「為確立獨立的目標而提出國家之理想…實質性的獨立,我想,或許該稱其為文化的獨立吧…明治時代教養人今天可能還把戰前時的日本視為獨立國家的典範…那時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動…不過是被國際上的帝國主義所操縱,盲目地充當了帝國主義的砲灰而已。名義上的獨立,而實際上乃是別人的奴隸。今日的被佔領乃是順理成章的結果,並非是因為戰敗才失掉獨立的。」

然而,歐洲重視個人、亞洲重視集體的分法,未必盡然。例如,湯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布頓伯魯克世家》(Buddenbrooks),敘述1830-1880呂貝克(Lubeck)的商業家族的興衰,其大家族對家族榮譽之重視與家族成員間互動之密切,不亞於任何「亞洲式」的家族。小說中有一場景提到該家族最小的成員,八歲的小漢諾,有一天無意間翻到一本家庭的記事簿,上面詳列家族中每個人發生的大小事情,旁邊還註明日期和一些評論。小漢諾翻到了自己的名字及出生日期,隨手拿起筆與尺在自己的名字底下空白處畫了兩條平行線。當晚,小漢諾的父親,當時已是第三代的家族長,發現他小兒子對家族事件簿的褻瀆行為,怒氣沖沖地逼問小漢諾:「這是什麼意思?說!」小漢諾在驚嚇之餘說:「我以為…我以為底下沒有了…」不料一語成讖,布頓伯魯克家族竟然在小漢諾之後絕嗣…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kamadevas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