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黃巢，《不第後賦菊》
已經有許多影評者討論過張藝謀導演的這部電影中，可以詮釋為影射「六四天安門事變」的場景，當然，這不表示說電影中的場景必然是在影射「六四天安門事變」，更不表示說這部電影的內容有在反省「六四天安門事變」的前因後果，但無論張藝謀本人有無這種意圖，將這部電影中皇城廣場上的血戰詮釋為對「六四天安門事變」的影射，這種可能性無疑存在，對於腦海中存有「六四天安門事變」的記憶的觀眾來說，看到這一幕會產生這種影射的聯想，相信機率也相當大，絕非少數與偶然的評論者的想法。
那麼，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既然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六四天安門事變」仍是禁忌的政治問題，為何像「滿城盡帶黃金甲」這樣明顯有影射「六四天安門事變」的可能性的電影，為何沒有遭到審查與禁止，還能以如此龐大的製片規模、廣告行銷與放映傳播，紅遍中國大陸與海外各國？當然，最基本的問題仍在於，「滿城盡帶黃金甲」影射「六四天安門事變」，只是某種詮釋藝術的可能性罷了，絕不能說這就是該電影的主題。但是，這種程度的藝術影射政治的可能性，在沒有言論自由的極權國家，絕對會被禁止。然而所謂的「言論自由」是一個極有彈性的概念，有時針眼可以穿過駱駝，有時千軍萬馬難入空城一步。
誠然，中共政權言論檢查的機制仍相當嚴酷，「六四天安門事變」也絕對還是不可觸碰的政治禁忌，然而，確實能夠說中共的言論自由幅度已經日漸寬鬆，否則「滿城盡帶黃金甲」這樣的電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說，直接的政治反省與批判仍被禁止，但藝術上的隱喻與指涉已被默許。「滿城盡帶黃金甲」當然通過了中共政權的言論檢查機制，若說其審查者完全察覺不出該片有影射「六四天安門事變」的可能，則完全無法令人相信，只能說其審查者雖然知道有這種以古諷今的可能存在，但這部電影的既非直接挑戰現實政治問題，對於隱約模糊的藝術內容，審查者也就不再深文周納，而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即便再民主自由的國家，也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再專制極權的國家，也不可能鎮壓到零言論自由，除非連語言文字都不要了。以「六四天安門事變」為例，倘若有言論號召一場集會遊行，對中共政權控訴這場慘案，那麼無疑地，這種言論與發言者會立刻被禁止、抹消。然而，若只是像「滿城盡帶黃金甲」這樣若有似無地輕輕拂過「六四天安門事變」，卻已經可以存在了。問題在於，在現今的中國大陸，看完「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觀眾，會不會立即深刻覺悟到「六四天安門事變」的慘痛，並義憤填膺地走上街頭，聚集成群眾去批判去控訴去抗議中共政權？不會！在現今的中國大陸，看完「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觀眾，只會將吃剩的零食包裝丟進垃圾桶或隨地亂丟，笑談著魚貫走出電影院。
無疑的，對於腦海中存有「六四天安門事變」的記憶的觀眾來說，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射的聯想，但是對中共政權來說，既然絕不可能容許有影評挑明地藉這部電影來批判「六四天安門事變」，而其統治的觀眾絕大多數也只沉溺於電影畫面的富麗堂皇與感官刺激，那麼這點容忍藝術的幅度自然不成問題，不成為實際政治問題。事實上，言論管制的成功其實在於，創作者與評論者自我言論檢查，不去跨過實際政治的那條線，甚至觀眾也自我言論檢查，最好是觀眾根本渾然不覺，絲毫不知道有什麼不願面對的真相。
真正值得探討的是，言論自由其實只是幅度的問題，即便未來有朝一日，中國蛻變成自由民主的國家，拍出了一部直接敘述「六四天安門事變」的電影，無論當時是何政權，對創作者與評論者與觀眾來說，仍然會有一條線，依據當時的政府與國民的集體制約與共謀的程度，限制著某個面向的對「六四天安門事變」的不願面對的真相，而且，到那個時候這樣的電影已不會有票房，而當這種最後的限制消失的時候，相信「六四天安門事變」已走進遙遠的歷史，那時，這樣的電影大概又會變成今日的「滿城盡帶黃金甲」，渲染著華麗的暴力美學，與催情的慾望，屆時，坦克輾過年輕學生的肉體的畫面，大概也只是賺人熱淚的濫情，甚至是性虐待意味的色情，就像現在觀眾對「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的歷史背景——五代十國的後蜀——那樣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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