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的烏龜與森林 @ 蔗尾蜂房

圖說：董作賓先生(1895-1963)命名的「大龜四版」。

「龜雖產於南洋，龜版卻治於中原。殺龜得版，哪還能還原？」
——黃錦樹

嗅覺靈敏的讀者一定已經猜到了，沒錯，我要討論黃錦樹的小說〈魚骸〉(1995)。這篇小說中的主人翁是一位中年教授，離群索居地在台大教書，時常晚上一個人關在研究室，做什麼呢？――吃烏龜！

這烏龜則是從台大校園裡的「醉月湖」捕來的。原來這位教授是馬來西亞華人，少年時代遭逢馬來西亞政府與主要由華人組成的「馬共」的鬥爭，他的大哥當時是高中生，參與了「馬共」的宣傳組織，後來組織中的成員被政府軍追捕、槍殺，只有他大哥逃入叢林沼澤後不知所蹤。由於事件發生的當天清晨他曾悄悄地遠遠尾隨大哥，並親耳聽見政府軍的開槍聲，目睹他大哥的同伴的屍體，並親身遭遇到軍隊，因年齡很小而僥倖逃過一劫，從此懷有對政治的恐懼感，將自己的人際關係封閉起來，並對自己的倖存懷有罪惡感與背叛的愧疚。

這位教授背負著這段白色恐怖的創傷、如集中營般圍著鐵絲網的華人「新村」的記憶，以及馬來西亞華文中學的大中國文化與左派思想的經歷，來到台灣大學中文系。又被中國大陸各省來台的老教授「幾乎沒有邊際的記憶」、「上課猶如簡化了的祭典和演出」所震撼，而投身中國古籍的考察工作，成為專業研究者，而其專業之一便是研究甲骨文。黃錦樹在小說中巧妙地將「中原」的甲骨文與「南洋」的烏龜聯繫在一起，設計了這段似真似幻的「考證」劇情：

「高中生涯的某一天，他從「長白山」(案，主角的一位學長的外號)那裡獲得一本殘缺的書…殘頁中有一段談到一九二九年秋季，中央研究院在小屯村北方大連坑南段長方坑中挖到四塊大龜版，後來被董作賓先生命名為「大龜四版」，據學者參考GRAY氏大英博物館龜類誌，證明它們和現今產於馬來半島的大型陸龜是同種，而不見產於中國本土。換言之，它們可能是來自遙遠的熱帶南方的進貢。然而那是在三、四千年前啊！」

這時候，我以前在69元書店亂買的《馬來語．漢語辭典》就派上用場了：馬來語中「龜」叫kura，「象龜」叫kura-kura (馬來語的名詞重複兩次即有「大」的意思)，馬來半島北部的吉打語(Kedah)中的「戰船」，則稱為perahu kura (「龜船」，perahu是「船」的意思)。ku這跟音與閩南語「龜」的發音十分相似。這真是難以解釋的巧合，使人懷疑古代漢語裡「龜」的發音，是不是從南島語系「借」來「外來語」呢？

然而，根據民族學家凌純聲先生的名著《中國與海洋洲的龜祭文化》，商周時代的占卜用的烏龜，「貨源」應該來自淮河、長江流域及中國東南沿海。例如《尚書．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詩經．魯頌．泮水》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等等。很明顯地，小說家的幻想不可當真，或是故意引用了不正確的資料，因為上古中原的龜甲不太可能遠自南洋群島得來。根據中國氣候變遷史的研究，殷商時代(c. 1766-1122 B.C.E.)華北的氣候遠比今日暖濕，不只是陸龜，河南安陽出土的動物遺骸中，還考察出竹鼠、貘、腫面豬、獐、聖水牛、印度象等「華南型」與「東南亞型」的性喜暖濕的動物，並在甲骨文關於田獵的卜辭中，發現獵獲物中包括眾多的鹿、麑(音ㄋㄧˊ，小鹿)、兕(音ㄙˋ，犀牛)、象、虎、狼、豕、豚、犬、佳、雉、猿等，可見當時華北尚有廣大的森林，而今日這些野生動物多半已在華北絕跡。不過，中國人吃烏龜的食譜倒是歷史悠久，漢代孝山堂石刻的庖廚圖中，就有烏龜吊在廚房裡的畫面。

我之所以小題大作、一知半解地「考證」黃錦樹的「小說」，其實是想從〈魚骸〉中所觸及的「國學大師」的「華夏」學術研究中，扯出一條「蠻夷」的線索。因為在〈魚骸〉中被敘述成「漆黑的夜裡，傅鍾再度敲響。老校長的幽靈又出來走動了」的那位傅斯年先生，也正是那篇著名的論文〈夷夏東西說〉的作者。傅斯年先生早年留學德國，與其說他帶回了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為代表的專業近現代史的研究方法，還不如說他帶回了德國浪漫主義傳統的民俗學、民族學、語言考據學(Philology)與東方學的研究方法，這在傅氏著名的宣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表露無疑。其實我想許多人還忽略了這篇文章中十分重要的一段話：

「我們又希望數年以後能在廣州發達南洋學。南洋之富於地質生物的材料，是早已著明的了。南洋之富於人類學材料，現在已漸漸為人公認。南洋學應該是中國人的學問，因為南洋在一切意義上是「漢廣」。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是的，傅斯年這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其前後文的語境其實與「南洋學」綁在一起。

我最近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印尼林業政策及森林破壞之探討〉，注意到近年來台灣對東南亞投資最大的國家是印尼，而台灣對印尼的投資中，58.9%是投資在紙漿造紙業，金額累計高達50億美元(據1997年統計資料)。這意味著，我們所讀的書籍、使用的紙製免洗餐具、衛生用品等，大多是砍下印尼的樹木所製造的。也就是說台灣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出版業，其物質基礎其實建立在印尼的森林之上。

我的祖父十多年前移居美國洛杉磯後，認識一位鄰居C先生，他是一位印尼華人，本來從事「木材業」，後來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回到印尼，只好在人生地不熟、語言不太通的洛杉磯郊區當「寓公」。因此我曾輾轉耳聞一些在婆羅洲的河流沼澤裡，華裔木材大亨配著槍、駕著橡皮快艇在熱帶雨林裡的冒險故事。不過，當時我所能想像的「木材業」，是砍伐珍貴熱帶硬木製造昂貴家俱的奢侈品產業，並不知道其實還有「木漿」與「紙漿」的大規模量產工業。再一次，我們文字的載體又來自遙遠的南洋雨林…一想到這裡，我就覺得我們虧欠南洋很多，因為有南洋的樹木，我們才有書讀，也才能保育台灣的山林。

參考書目：

．黃錦樹，〈魚骸〉(1995)，陳大為、鍾怡雯主編，《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I》，(台北：萬卷樓，2000)，頁637-651。
．凌純聲，《中國與海洋洲的龜祭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2)。
．劉居然、王復泰編修，《馬來語．漢語辭典》，(台北：名山出版社，1997)。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1933)、〈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古曉燕、鄭欽龍，〈印尼林業政策及森林破壞之探討〉，《台大實驗林研究報告》，12(4)，1998，頁24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