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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買了《中國農民調查》,雖然只是剛開始讀,卻很快地發現自己是個血液快要冷掉的傢伙。對於《中國農民調查》提出的一些很基本的問題,例如,將人民區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不公平對待,我很自然地抱持著質疑的態度,也就是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口號,我認為是對的,就算同情內陸農民的處境,我也會保持殘酷的態度去面對。

如果不先用國家的力量保障稚弱的城市,那麼廉價的農村勞動人口,會不會反而助長企業主的霸權呢?競相以低工資競逐工作,將一切建立勞動條件與社會福利的起點破壞殆盡,而將中國主要城市變成墨西哥市、里約、卡拉卡斯那樣被貧民違建包圍的城市呢?對比祕魯學者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著作《資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我想兩難的困局的確存在,國家不可能允許人民自行圈佔土地,而貧民不可能以合法的代價購得城市的房屋,沒有合法的房屋便失去獲得市民資格的基礎,而非法的違建更不可能獲得公共設施的福利。

我們不能忘記「民族/現代國家」的「小城邦」與「大都會」的基本性格,畢竟農村是「民族/現代國家」最初的殖民地。中國農村的貧困的確會使佔六成人口的農民無法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與提升消費能力,造成城市的工業產品最終失去國民經濟中的市場遠景,但我們也不能用小國寡民的臺灣土地改革經驗去衡量中國大陸,應該想想若非如此,可能連三成的城市人口都無法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與提升消費能力,而使整體國民經濟更難擺脫殖民地式經濟的陷阱。

我所謂的"抱著殘酷的態度去面對"絕不是說我對不平等的現況無動於衷,而是知道這是一段忍辱負重的過程,我的意思是,別忘了13億人口中另外4億人,雖然只佔人口的"三成",卻大於世界上除印度之外的任何一個單一"民族/現代國家",這4億沿海與內陸大都會周邊的人口,其實亦是有城有鄉,有貧有富...若參照歐洲的歷史,西歐沿海的尼德蘭,英格蘭與法國德國先發展起來,但法國德國經歷了大革命與大戰爭的痛苦,而愛爾蘭與東歐則受到了巨大的創傷. 中國"大陸"不能用一個"國家"的標準來衡量.

賀雪峰的《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認為可將農村區分為"面向村莊生活"與"面向村莊以外生活"這兩種類型,他例舉江西接近大都會區的崇仁和泰和的村莊,村人到外地打工,會寄錢回家存款蓋房,準備退休後回鄉養老,會參和贊助村莊的節慶與公共事務,促成農村的經濟與政治的良性發展;但湖北邊陲荊門的村莊人口一往外移,只要能在都會立定腳跟便打死也不回鄉,"以後尿都不朝農村撒",而造成農村陷入貧困與弊端的惡性循環.

從並時性的角度來看,這是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的不平等,不均衡發展,而政策與法律助長了此一趨勢. 但若從貫時性的角度來看,倒推二十年,江西與江蘇的村莊的落差,不就是現在湖北與江西的落差嗎? "現在"對"過去"來說是"未來","現在"對"未來"來說是"過去",但是,"未來"是不可預期的,端賴人的努力!

我傾向從貫時性的角度來觀察,但這絕不代表我有什麼"歷史必然論"的想法,同樣地,我也不相信什麼"普世價值",我當然會捍衛"我的價值",也會批判"別人的價值",彼此彼此而已.其實《中國農民調查》也表達了一次性改革就天下太平的不切實際,改革能成功,多從小處一步步前進,而且要耐得住顛倒反覆,要有走三步退兩步的心理準備. 這時似乎也只能套句孔老夫子的話:"進,吾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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