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尾蜂房

謝冰瑩 (1906-2000)

竹內好 (1910-1977)

讀謝冰瑩的《我在日本》，意外地認識了竹內好。「謝樣」在〈當了俘虜的——竹內好〉中很生動地刻畫了青年竹內好的形象：

民國二十四年，我第二次抵東京的某天下午，有三位日本青年來看我，兩人戴著近視眼鏡，都不太說話，只有那個叫做岡崎峻夫的比較活潑，善於言辭，目力很好。竹內好的身體較胖；但不高，他沉默時，很像個思想家。武田泰純的個子，較竹內好矮小，老是瞇著眼睛微笑，也不太喜歡說話。竹內好，有時偏著腦袋，好像在思索什麼問題。…我曾讚美他們為桃園三結義，他們非常高興地說：『我們真像三結義，目前正在計畫翻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紅樓夢呢。』

這三位青年，就是「中國研究學會」的發起人，他們都是東京帝大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其中，竹內好的大學畢業論文頗為果敢地研究郁達夫的作品。他們創立了《中國文學月報》，批判當時日本的傳統儒學遺留下來的「舊漢學」和受歐洲影響、標榜科學性的「支那學」，企圖探索出屬於自己的「中國文學」的研究取向。可以想像，在性格爽朗的「女兵」謝冰瑩面前，這三位年輕的讀書人顯露出一種有趣的靦腆神態。

由於所謂的「中國研究學會」就設在竹內好的家中，所以當謝冰瑩受邀與學會會員舉行座談時，也就理所當然地參觀了竹內好的書房——

這是一所收拾得異常整齊清潔，而且佈置得很幽雅的房子。進門的左邊，便是竹內好的書房，大約有十疊席那麼大，一眼便看到一排排的玻璃書櫃裡，藏的都是中國圖書，有史記、漢書、二十四史、四書、中國歷代的詩、詞、散文、筆記、小說等等，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品，也有很多。

「謝樣」真不愧是愛書的人，這段敘述給人一種看得很仔細的感覺，讀了讓人羨慕這間書房散發出來的那種樸實又豪華的感覺。

當時學會成員約有三十餘人，舉行座談時還連絡了報社記者，拍了照片、發了新聞稿。不料謝冰瑩卻因此招禍，被日本的特務機關注意到，懷疑她與共產黨有關聯，開始派偵探跟蹤她。

最後因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訪問日本時，謝冰瑩公然反對去參加歡迎儀式，遂遭到日本警方無理的逮捕，連武田泰純也一並被逮捕。日本警方誣告謝冰瑩是共產黨的間諜，並以殘酷的拷問(以警棍打頭、以竹棒夾手指等)逼她認罪，但「女兵」勇敢面對，絕不向暴力屈服，日本警察毫無栽贓嫁禍的機會。如此弄巧成拙，我想竹內好可能因此而感到相當沮喪吧！後來多虧了柳亞子的搭救，謝冰瑩才得以獲釋。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後，謝冰瑩到漢口擔任《和平日報》與《華中日報》的副刊主編，某日竟然收到竹內好的信，說他正羈留在武昌俘虜營中。正巧當時俘虜收容所的主任戴仲明是謝冰瑩軍校六期的同學，於是謝冰瑩立即回信，請戴仲明准許竹內好請假出來到家裡吃晚飯。當竹內好依約前來時，謝冰瑩卻聽到兒子的尖叫聲：

「媽，媽！妳快來看，日本兵來了，我怕！我好怕呵！」
「乖，不要怕，他是媽在日本讀書時候的朋友，他是有名的作家，是我約他來吃飯的。」
「媽，我們不要和他一桌吃飯，日本兵，壞死了！」
「日本軍閥壞，他是個好人。」
我連忙下樓迎接。一見面，心裡不覺大吃一驚！憔悴的黃臉，滿嘴的鬍鬚，穿著一身(也許幾個月沒有洗過的)破綠色軍裝，一雙破皮鞋，空前絕後，我先伸出手來，他很不好意思地和我輕輕地一握。

於是謝冰瑩再次拜託戴仲明，讓竹內好成為第一批遣返日本的士兵，不料這一次尷尬的晚餐後，從此動若參商，直到竹內好於民國六十六年因心臟病去世，再也沒機緣見面了。

「七七事變」後，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到二十八年十月間，竹內好曾獲得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獎學金，到北京留學。他當時一反常態，飲酒狂歡、出入青樓，在這被侵略的「異國」，過著狂士的生活。我想不了解竹內好的人看了，一定會指責這就是日本人在中國的醜態與惡行，但我想他的心情應該摻雜著苦悶與興奮。客觀地來說，中國已處於戰爭狀態，想必瀰漫著無政府與虛無的氣氛，狎妓與縱酒以當時的狀況來說，恐怕是竹內好觀察世道人心的途徑吧？盡情地親近醜態與惡行，或許更能抒發內心的不滿，畢竟當時所有在中國的日本人，在中國人的眼中，都已經失去了過著有名譽的生活的權利了…

兩年後，竹內好回到日本，發現當他不在的期間，《中國文學月報》所刊登的文章，竟呈現學院派似的四平八穩的作風，對此，竹內好撰文嚴加指責：「我們今日已經失去了以月報為據守地的孤高的精神。看月報如同看形骸般地讓人傷心。」我想，這也能反襯出他在中國留學期間的心態吧！親身見證了中國之後，竹內好在《中國文學月報》上發表〈書寫支那〉一文，抨擊日本作家筆下樣板化的中國，並自我反省：

文學家把訪問支那以前早知道的事情，回國後寫成作品，這能原諒嗎？事事都自己斷定，一點也沒有感到驚奇，都懂得很透徹，只是說明而已。……大膽地瞪支那人回來的人，一個也沒有。大家都戰戰兢兢，從遠處小心地眺望。所以，看不到人的臉孔，只能看到「支那人」。這樣視力的人算文學家嗎？沒有像魯迅那樣具有冷眼的人嗎？……前幾天，我喝得大醉，說出蠻不講理的話。我並不後悔自己說出罵人的話，但是，沒站在說得出罵人話的有決意，而說出蠻不講理的話，使我增添了苦惱，感到慘痛。

此時用竹內好自己的話來說是「我與魯迅相遇了」…

謝冰瑩於民國二十年第一次到日本留學時，正逢「九一八」事變，她因擔任中國學生會抗議活動的幹部，而遭日本警方驅逐出境；第二次到日本留學，又遭到上述的悽慘遭遇。不過，謝冰瑩的《我在日本》，處處刻畫了活生生的人物，除了日本文化界的好友外，還包括牢中「獄友」的女流氓，連日本特務與警官的心理，她也試著透過偵訊中的對話去理解，我想這種自陷於水深火熱，還能保持某種事不關己的精神去體驗與記憶，這大概就是作家的「冷眼」吧！

同樣地，竹內好也又到中國「留學」了一次。越來越不堪的戰爭，於民國三十三年再度將竹內好強拉回中國當兵，他在寫完《魯迅》的原稿後立刻入伍，他形容此書如同他的「遺書」，由武田泰純於次年幫他出版。所幸竹內好的體格並不健壯，被編入嬴弱者與學生兵之補充團隊，他曾當過通訊兵但搬不動器材，行軍時以時常掉隊而出名，還曾摔下馬背昏了過去，所以半年後就被調到大隊本部的「宣扶班」並教授中文和充當翻譯。幸運的竹內好沒有經歷到第一線戰役，也沒有殺過人，最後「當了俘虜」。

參考書目：
謝冰瑩，《我在日本》，(台北：三民，1984)。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
鈴木將久，〈竹內好的中國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總第83期，2004年6月，頁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