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1895年外國人口(Uitlander)已經將近十七萬五千人，政府如果不立法限制他們參與政治事務，將對共和國呈現威脅。在發現黃金之前，公民權的授與並無嚴格限制。人們能自由旅行、經商、並在南非洲任何地方擁有財產。南非共和國就有三位總統原是英國公民。在開採黃金後，波爾人開始強調民族(Het Volk, the people)與其作為國家的獨特性。克魯格政府有系統地提高公民權與參政權的要求標準；1895年以後，外國人幾乎無法取得公民身分。這些沒有參政權的階級支付十分之九的稅收，人口為波爾人的兩倍。1890年代中葉，克魯格政府對待外國人與礦場負責人的態度產生了緊張，如果不加以解決，共和國必將撕裂。英國朝著北方擴張勢力到中非洲，使得共和國境內的外國人問題的解決更為複雜。克魯格不願緩和其內政政策，加上英國在整個非洲的帝國主義不斷升高，乃是波爾戰爭(Boer War)爆發的主要因素。
--Harry Gailey 著，蔡百銓 譯，《非洲史》(中冊)
我上一次想到波爾戰爭，是看喬治魯卡斯的星際大戰二部曲的時候：電影節尾一隊隊Storm Trooper列隊集合的場景，令我忍不住聯想到「波爾戰爭」的英國部隊，因為電影中的道具頭盔形狀跟十九世紀末的英軍頭盔很相似，而電影中半沙漠的背景也與南非的地景類似，片名Clone War (複製人戰爭)的發音也讓我覺得像是Colonial War (殖民地戰爭)的簡稱。這讓我警覺到「波爾戰爭」的問題。我那時直覺地猜想，喬治魯卡斯大概是以波爾戰爭為藍本設計劇情吧。
「波爾人」是從十七世紀開始的荷蘭與英國移民，在南非農牧開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下，建立的自治政府與議會。對於「波爾人」來說，驅逐班圖黑人的部落，或以黑人為農奴，是天經地義的正當權利。由於距離歐洲遙遠，又發展成自給自足的農牧經濟體系，波爾人成為一群信奉喀爾文教派、保守、剽悍的邊民。
「波爾戰爭」的前因後果，堪稱是一連串良心的考驗，首先是波爾戰爭帶來殘酷的結果。由於波爾人正規軍戰敗後，政府與軍隊組織雖然瓦解，但仍採用民兵游擊戰的方式騷擾英軍，於是英軍首開惡例，建立了廿世紀最早的集中營，逐一掃蕩農村、牧場與礦區，陸續將十二萬五千多位平民拘禁在集中營。長達兩年的游擊戰(1900-1902)，讓老弱婦孺在衛生條件不良的集中營中，陷入飢寒疾病的深淵，造成二萬六千人死亡，大多為婦孺。注意：二萬六千人！波爾戰爭爆發初期，波爾人動員了所有成年男子當兵，共計八萬五千人，可以說波爾人的婦孺在集中營中幾乎死亡了一半！廿世紀就在這場白種人之間近乎滅族的戰爭中展開。
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名著《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有一段提到了波爾戰爭：
南非的波爾人(Boers)曾視自己為英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這意味著從波爾戰爭(Boer War, 1880-1902)的英國「侵略」下倖存的波爾人社群，在馬蘭(Daniel Francois Malan, 1874-1959)代表之下，覺得自己有權藉著國民黨(National Party)的教條來肯定自己的歷史經驗——然而這些教條後來卻變成種族隔離政策。知識分子總是很容易且經常落入辯解和自以為是的模式，使自己昧於面對以自己族裔或國家社群之名所犯下的罪行。在緊急和危機的時候尤其如此，例如在福克蘭戰役(Falklands War)或越戰時要求團結起來支持國家，那時辯論戰爭是否正當被認為形同叛國。雖然那最會惹人反感，但知識分子仍須發言反對那種群性，至於個人的利害得失則在所不計。(薩伊德，1997：80)
所謂的知識分子，大概就是記憶力比較好，很會記仇與報恩的人吧。現在美國仍在伊拉克進行戰爭，而「絕地武士」薩伊德已死於病榻，真是不禁令人感慨，「絕地武士」越來越少，快成了「絕代武士」了。
正因為波爾戰爭的暴行，大英帝國受到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的輿論攻擊與外交孤立，而1902年的「英日同盟」事實上緩和了英國的外交壓力。日本思想史學者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介紹與批判了甲午戰爭到二次大戰之間，日本知識分子觀察中國的視野，並透過這個脈絡，檢討當時日本的「國民使命」(national mission)觀念及國家的願景，書中徵引了信奉基督教的和平主義者內村鑑三(1861-1930)對波爾戰爭的一批判，讓我大受震動。事實上，這本書也可視為日本「絕地武士」介紹手冊。我只要提幾個名字，內行人就會發出會心一笑吧：內村鑑三、北一輝、內田良平、內藤湖南、吉野造作、宮崎滔天、尾崎秀實以及橘樸。話說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後，日本政客大隈重信發表這樣的演說：
(如今，英國)極愛和平，已達到文明之最高點。(日英同盟就是)英國與東方勃興之國日本以同等之權利，維持東方之和平，不使支那滅亡，無論如何將維持其現狀，欲使支那之廣大市場均等面向世界——並非日英獨擅其利，乃均等面向世界——開放之條約。為世界之文明，為世界之利益，此乃最有力、最有效之方策。[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四十日 東邦協會上的演說詞] (野村浩一，1999：9)
針對以大隈為代表的主流論述，內村鑑三在《萬朝報》上〈日英同盟之所感〉發表了驚人了意見：
俗人輩或云，與南非亡國之民為敵，又有何害？是乃九州人大偎伯(案：大隈重信)所言乎？抑或俗人輩集合體之進步黨之輿論乎？…然真正之日本人則不信此。真正之日本人確信，與有義之人為敵者最為可怕，蓋與義人為敵者是與天為敵也，其惡果將延及至永遠。……天，于為利益而逞強欺弱，陷弱于悲境者，無有不罰之理。今日，明治政府下之日本，將力量微弱之南非義士所期望之唯一希望撲滅，於是，天絕無忘日本國此無情舉動之理。日本國不止以其無慈悲之故為天所罰，既于朝鮮，于台灣，于遼東犯下大罪之日本國今又與英國結盟，此實罪惡之上更加罪惡。余輩每思此事，則覺如冰水灌頂。是故，自今日起不消五年，日本人讚賞英國之聲，定會變成詛咒之聲。於今，相信不慶祝此同盟則顯落伍之日本全國之新聞記者，不消五年，亦會掉轉筆鋒痛責英國之無情，亦會大聲疾呼，痛斥曾經迫害余輩無罪教徒之基督教國英國之非行。然余于今日斷言，當其之時，余則不當被責，余既已于今日在此歷數日英同盟之罪惡故也。余下此預言，因此同盟，日本將陷入非常之悲境。余雖與政治無關係者，然余以信奉基督教之故，出此預言之時，絲毫無躊躇之意。後日當有欲余責難基督教國英國之非行者，余為不應其時其要求，故于此時此處略放一言以表余意。(野村浩一，1999：16-7)
台灣的讀者或許對內村鑑三感到陌生，但我想只要提到他的學生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的作者)，大家就會感到很親切了。當時冷眼旁觀的章太炎，代表中國的知識份子作出嚴厲的批判：
日本無趾人大隈重信(大隈曾遭武裝襲擊失去一腳，故言—著者注。)嘗演說亞洲事，支那人、印度人皆往聽。無趾曰：「亞洲文明之國，今以日本為第一，次即支那，若巴比倫、印度輩，往日文化雖可觀，今則不足比較。」…夫懷勢利之心，以觀文化，固無往而不抵牾。假如印度得獨立，一戰遂勝英人，文化高下，未必遽勝於昔。竊以無趾聞之，其論意當與今異矣。人性固有侈慢者，亦多有猥賤者，侈慢、猥賤，二者兼存，令得良醫診其神經，不知作何形狀也。[〈印度人之觀日本〉，《太炎文錄初編》。] (野村浩一，1999：12)
這段話讓我反省：美國攻打伊拉克，難道就不關台灣的事嗎？我們既然以美國為盟友，難道不需要站在盟友的立場去替美國檢討與設想嗎？倘若小布希政權真的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片面斷定伊拉克與蓋達組織勾結，片面斷定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片面解釋聯合國的授權，而以不充分的證據與國際法解釋，說服美國聯邦政府與國會出兵，那麼，這簡直就是戰爭罪行。當我們引以為盟友的國家，很可能犯下戰爭罪行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應對？啊，不，台灣怎麼有資格當美國的盟友呢？台灣怎麼有資格去想這種現實政治(realpolitik)問題呢？想當初，南非可是唯一與台灣有邦交的非洲大國，因為南非當時實施種族隔離制度，受到世界各國的孤立，所以在外交上與台灣同病相憐、成為夥伴。等到種族隔離的藩籬撤銷，黑人民主運動領袖曼德拉上台執政，沒過幾年就轉而承認中共，與台灣斷交了。無論如何，台灣至少能想想「波爾戰爭」這個歷史問題吧！
最後，我得自我檢討一下，因為我濫用了「我們」這個充滿預設立場的辭彙。事實上，這適足以揭露各種論述的虛偽性。正因台灣在民族國家機制下不具備充分的資格，我上述的言論的荒謬性十分明顯，但這也突顯出那些所謂具備民族國家資格的國家，其知識分子以國民的身分發表論述時的荒謬性。正如台灣這種連小國或城市國家的資格都受到質疑的「政治實體」，不具備任何干預國際事務的語言和行動能力，倘若台灣也要奢談「國民使命」的話，那是否能以此為契機，成為地球上的「第三者」，扮演《知識分子論》中所期許的那種放逐的、邊緣的、業餘的、不被國族與傳統設限、對權勢說真話的、總是失敗的那種角色呢？(天呀，這種說話的口氣還真像日本人寫的論文！)像薩伊德、內村鑑三、章太炎這樣的諤諤之士，其實也只是大話說滿，安慰自己而已，對他們所置身的集體，毫無實際影響力。這可以視為虛偽與荒謬，但也可以稱之為「良心」。而這也就是薩伊德的立場──
只是肯定一個民族被剝奪、迫害、屠殺、取消權利、否認政治存在，而不同時(像范農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那樣)把那些恐怖的情事連接上其他人的相似苦難，這是不夠的。這絕不意味失去歷史的特殊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而是防止在一個地方所學到的有關迫害的教訓，可能在另一個地方或時間被遺忘或違犯。正因為你代表了本身可能也經歷過的自己民族的苦難，所以在自己民族現在可能把相關的罪行施加到「他們的」受害者時，你也擺脫不了揭露的責任。(薩伊德，1997：80)
參考書目：
薩伊德(Edward W. Said)，單德興 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北：麥田出版，1997)。
野村浩一，張學鋒 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Harry Gailey，蔡百銓 譯，《非洲史》(History of Africa)，(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路易．約斯(Louis C. D. Joos)，史陵山 譯，《南非史》(Histoire de L’Afrique du Sud)，(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賈士蘅 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台北：麥田出版，2003)。
--Harry Gailey 著，蔡百銓 譯，《非洲史》(中冊)
我上一次想到波爾戰爭，是看喬治魯卡斯的星際大戰二部曲的時候：電影節尾一隊隊Storm Trooper列隊集合的場景，令我忍不住聯想到「波爾戰爭」的英國部隊，因為電影中的道具頭盔形狀跟十九世紀末的英軍頭盔很相似，而電影中半沙漠的背景也與南非的地景類似，片名Clone War (複製人戰爭)的發音也讓我覺得像是Colonial War (殖民地戰爭)的簡稱。這讓我警覺到「波爾戰爭」的問題。我那時直覺地猜想，喬治魯卡斯大概是以波爾戰爭為藍本設計劇情吧。
「波爾人」是從十七世紀開始的荷蘭與英國移民，在南非農牧開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下，建立的自治政府與議會。對於「波爾人」來說，驅逐班圖黑人的部落，或以黑人為農奴，是天經地義的正當權利。由於距離歐洲遙遠，又發展成自給自足的農牧經濟體系，波爾人成為一群信奉喀爾文教派、保守、剽悍的邊民。
「波爾戰爭」的前因後果，堪稱是一連串良心的考驗，首先是波爾戰爭帶來殘酷的結果。由於波爾人正規軍戰敗後，政府與軍隊組織雖然瓦解，但仍採用民兵游擊戰的方式騷擾英軍，於是英軍首開惡例，建立了廿世紀最早的集中營，逐一掃蕩農村、牧場與礦區，陸續將十二萬五千多位平民拘禁在集中營。長達兩年的游擊戰(1900-1902)，讓老弱婦孺在衛生條件不良的集中營中，陷入飢寒疾病的深淵，造成二萬六千人死亡，大多為婦孺。注意：二萬六千人！波爾戰爭爆發初期，波爾人動員了所有成年男子當兵，共計八萬五千人，可以說波爾人的婦孺在集中營中幾乎死亡了一半！廿世紀就在這場白種人之間近乎滅族的戰爭中展開。
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名著《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有一段提到了波爾戰爭：
南非的波爾人(Boers)曾視自己為英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這意味著從波爾戰爭(Boer War, 1880-1902)的英國「侵略」下倖存的波爾人社群，在馬蘭(Daniel Francois Malan, 1874-1959)代表之下，覺得自己有權藉著國民黨(National Party)的教條來肯定自己的歷史經驗——然而這些教條後來卻變成種族隔離政策。知識分子總是很容易且經常落入辯解和自以為是的模式，使自己昧於面對以自己族裔或國家社群之名所犯下的罪行。在緊急和危機的時候尤其如此，例如在福克蘭戰役(Falklands War)或越戰時要求團結起來支持國家，那時辯論戰爭是否正當被認為形同叛國。雖然那最會惹人反感，但知識分子仍須發言反對那種群性，至於個人的利害得失則在所不計。(薩伊德，1997：80)
所謂的知識分子，大概就是記憶力比較好，很會記仇與報恩的人吧。現在美國仍在伊拉克進行戰爭，而「絕地武士」薩伊德已死於病榻，真是不禁令人感慨，「絕地武士」越來越少，快成了「絕代武士」了。
正因為波爾戰爭的暴行，大英帝國受到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的輿論攻擊與外交孤立，而1902年的「英日同盟」事實上緩和了英國的外交壓力。日本思想史學者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介紹與批判了甲午戰爭到二次大戰之間，日本知識分子觀察中國的視野，並透過這個脈絡，檢討當時日本的「國民使命」(national mission)觀念及國家的願景，書中徵引了信奉基督教的和平主義者內村鑑三(1861-1930)對波爾戰爭的一批判，讓我大受震動。事實上，這本書也可視為日本「絕地武士」介紹手冊。我只要提幾個名字，內行人就會發出會心一笑吧：內村鑑三、北一輝、內田良平、內藤湖南、吉野造作、宮崎滔天、尾崎秀實以及橘樸。話說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後，日本政客大隈重信發表這樣的演說：
(如今，英國)極愛和平，已達到文明之最高點。(日英同盟就是)英國與東方勃興之國日本以同等之權利，維持東方之和平，不使支那滅亡，無論如何將維持其現狀，欲使支那之廣大市場均等面向世界——並非日英獨擅其利，乃均等面向世界——開放之條約。為世界之文明，為世界之利益，此乃最有力、最有效之方策。[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四十日 東邦協會上的演說詞] (野村浩一，1999：9)
針對以大隈為代表的主流論述，內村鑑三在《萬朝報》上〈日英同盟之所感〉發表了驚人了意見：
俗人輩或云，與南非亡國之民為敵，又有何害？是乃九州人大偎伯(案：大隈重信)所言乎？抑或俗人輩集合體之進步黨之輿論乎？…然真正之日本人則不信此。真正之日本人確信，與有義之人為敵者最為可怕，蓋與義人為敵者是與天為敵也，其惡果將延及至永遠。……天，于為利益而逞強欺弱，陷弱于悲境者，無有不罰之理。今日，明治政府下之日本，將力量微弱之南非義士所期望之唯一希望撲滅，於是，天絕無忘日本國此無情舉動之理。日本國不止以其無慈悲之故為天所罰，既于朝鮮，于台灣，于遼東犯下大罪之日本國今又與英國結盟，此實罪惡之上更加罪惡。余輩每思此事，則覺如冰水灌頂。是故，自今日起不消五年，日本人讚賞英國之聲，定會變成詛咒之聲。於今，相信不慶祝此同盟則顯落伍之日本全國之新聞記者，不消五年，亦會掉轉筆鋒痛責英國之無情，亦會大聲疾呼，痛斥曾經迫害余輩無罪教徒之基督教國英國之非行。然余于今日斷言，當其之時，余則不當被責，余既已于今日在此歷數日英同盟之罪惡故也。余下此預言，因此同盟，日本將陷入非常之悲境。余雖與政治無關係者，然余以信奉基督教之故，出此預言之時，絲毫無躊躇之意。後日當有欲余責難基督教國英國之非行者，余為不應其時其要求，故于此時此處略放一言以表余意。(野村浩一，1999：16-7)
台灣的讀者或許對內村鑑三感到陌生，但我想只要提到他的學生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的作者)，大家就會感到很親切了。當時冷眼旁觀的章太炎，代表中國的知識份子作出嚴厲的批判：
日本無趾人大隈重信(大隈曾遭武裝襲擊失去一腳，故言—著者注。)嘗演說亞洲事，支那人、印度人皆往聽。無趾曰：「亞洲文明之國，今以日本為第一，次即支那，若巴比倫、印度輩，往日文化雖可觀，今則不足比較。」…夫懷勢利之心，以觀文化，固無往而不抵牾。假如印度得獨立，一戰遂勝英人，文化高下，未必遽勝於昔。竊以無趾聞之，其論意當與今異矣。人性固有侈慢者，亦多有猥賤者，侈慢、猥賤，二者兼存，令得良醫診其神經，不知作何形狀也。[〈印度人之觀日本〉，《太炎文錄初編》。] (野村浩一，1999：12)
這段話讓我反省：美國攻打伊拉克，難道就不關台灣的事嗎？我們既然以美國為盟友，難道不需要站在盟友的立場去替美國檢討與設想嗎？倘若小布希政權真的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片面斷定伊拉克與蓋達組織勾結，片面斷定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片面解釋聯合國的授權，而以不充分的證據與國際法解釋，說服美國聯邦政府與國會出兵，那麼，這簡直就是戰爭罪行。當我們引以為盟友的國家，很可能犯下戰爭罪行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應對？啊，不，台灣怎麼有資格當美國的盟友呢？台灣怎麼有資格去想這種現實政治(realpolitik)問題呢？想當初，南非可是唯一與台灣有邦交的非洲大國，因為南非當時實施種族隔離制度，受到世界各國的孤立，所以在外交上與台灣同病相憐、成為夥伴。等到種族隔離的藩籬撤銷，黑人民主運動領袖曼德拉上台執政，沒過幾年就轉而承認中共，與台灣斷交了。無論如何，台灣至少能想想「波爾戰爭」這個歷史問題吧！
最後，我得自我檢討一下，因為我濫用了「我們」這個充滿預設立場的辭彙。事實上，這適足以揭露各種論述的虛偽性。正因台灣在民族國家機制下不具備充分的資格，我上述的言論的荒謬性十分明顯，但這也突顯出那些所謂具備民族國家資格的國家，其知識分子以國民的身分發表論述時的荒謬性。正如台灣這種連小國或城市國家的資格都受到質疑的「政治實體」，不具備任何干預國際事務的語言和行動能力，倘若台灣也要奢談「國民使命」的話，那是否能以此為契機，成為地球上的「第三者」，扮演《知識分子論》中所期許的那種放逐的、邊緣的、業餘的、不被國族與傳統設限、對權勢說真話的、總是失敗的那種角色呢？(天呀，這種說話的口氣還真像日本人寫的論文！)像薩伊德、內村鑑三、章太炎這樣的諤諤之士，其實也只是大話說滿，安慰自己而已，對他們所置身的集體，毫無實際影響力。這可以視為虛偽與荒謬，但也可以稱之為「良心」。而這也就是薩伊德的立場──
只是肯定一個民族被剝奪、迫害、屠殺、取消權利、否認政治存在，而不同時(像范農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那樣)把那些恐怖的情事連接上其他人的相似苦難，這是不夠的。這絕不意味失去歷史的特殊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而是防止在一個地方所學到的有關迫害的教訓，可能在另一個地方或時間被遺忘或違犯。正因為你代表了本身可能也經歷過的自己民族的苦難，所以在自己民族現在可能把相關的罪行施加到「他們的」受害者時，你也擺脫不了揭露的責任。(薩伊德，1997：80)
參考書目：
薩伊德(Edward W. Said)，單德興 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北：麥田出版，1997)。
野村浩一，張學鋒 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Harry Gailey，蔡百銓 譯，《非洲史》(History of Africa)，(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路易．約斯(Louis C. D. Joos)，史陵山 譯，《南非史》(Histoire de L’Afrique du Sud)，(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賈士蘅 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台北：麥田出版，2003)。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 article.tit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