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B君閒聊,提到「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也就是熱衷政治活動的徐志摩。徐志摩受到張君勱、粱啟超、林長民等人的器重,絕對不只是看重徐的家世或文才,而是看重徐對政治與社會方面的理念。畢竟張、粱、林根本就是政壇大老級的人物,雖然最後無法取得太多實際權力,林長民還死於兵變;但可想而知,在權力競爭的過程中,有很多暗中角力的過程。徐志摩可能參與機要,扮演比較隱匿無實,但不一定是邊緣性的角色。這使我又以一種新鮮的態度,注意著關於徐志摩的事情。因此前日在書店看到《徐志摩未刊日記(外四種)》,很是高興,這本書整理出徐在杭州念中學時期的〈府中日記〉(1911),以及徐在美國留學時期的〈留美日記〉(1919),算是新史料吧。

徐志摩對「五四運動」的反應

我當然立刻翻閱日記中一九一九年五月的部分,果然五月一日與五月二日都在談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五月一日]

通信:君勱信去。

二十六團凱旋大閱。

前日小余以紐約華報見示。有「廣東電王正廷,電阻任命梁任公為媾和委員。舊國會以梁親日,以將梁產充公。又上海總商會亦反對梁為代表」云云。廣東人積怨,污詞殊不足聽。昨接《益世報》載有中美通信社消息,巴黎有華人逆謀助日,以隳顧、王之功,未知誰何,但提某某親日派。又有一節系陸、王、顧聯電請梁為對日協議委員。中日交涉先由兩國協定再呈和席。《北京日報》亦有相等消息。今日最著之親日派莫若新交通。而王景春、葉恭綽赴歐之含有政治關係,不難推測。惟今日千鈞一髮,萬目睽睽,即有奸宄亦應震憚而稍歛跡。(徐志摩,200389)

 

[五月二日]

豈有喪心病狂,至于顯佐大仇,以為全國之公敵?不幸梁先生亦羼入其中,嫉之者唱而無識者和,即如王祖廉與任堅書認諑為信,訛虎三傳一市盡走。梁先生赤心義膽為兆民,先日月之明可得而圬邪?昨日接巴黎寄來一小冊,題曰《中國與世界和平》,梁先生所著。列述中國和平會議,要求款項合法洽理,而于歸還青島,廢除密約諸項,尤申言鑿鑿于此,可見梁先生之主張,風景之談何自來也。《晨報》(一日)突揭青島已定由日本承襲,將來由日本歸還中國,麥根拿聲言,「日本絕不背約,絕無永遠佔據之野心,其餘一切密約,均由兩國自定行協定。」換言之,即中國在和平席所有要求希望均已完全打消,日人完全勝利。于此不能無疑,此為中日先行協商之結果,而英法美認可之。則《益世報》所謂協議云云,不為無據。然則主議者誰,必有負責者在,但此間報紙從未提及,而國報又未續到。一團悶氣憤憤何似。[編者註:此日記分於二、三兩日中,今合併于二日內。] (徐志摩,200390)

 

《益世報》、《北京日報》與《晨報》皆是北京的報紙,徐遠在美東,能閱讀到的當然是過期的舊報紙。日記中所謂「《晨報》(一日)突揭青島已定由日本承襲」,應是指五月一日的《晨報》,因為英、法、美於四月三十日答應日本在對德和約中,將德國山東租借地的權利轉讓日本。(郭廷以,1980481) 然而徐不可能在五月二日接到前日的《晨報》,由此可知徐的日記應是事後補記,已將事件的始末經過一番整理。

 

日記中四月下旬僅有十八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有日記,都只是個人感懷、收發的信件與來訪的友人的紀錄,皆只有寥寥一行文字而已:

 

[四月十八日]

今日祖母大人八旬榮壽,家中盛況可想。

 

[四月二十六日]

通信: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于別後書。

 

[四月二十九日]

通信:去家信,來煥文、徐昌、阿杲。

 

[四月三十日]

通信:君勱來片,來曹似冰、孫延杲。

 

(徐志摩,200389)

 

大概是當時徐尚未看到巴黎和會的相關報導,更不可能知道中國國內的狀況,所以生活依舊如常。可見,五月一日紀錄的「通信:君勱信去。」,應是當日所記,但內文則是日後補記。而五月二日的日記之後,接下來的十幾日都是空白,直到五月二十四日才有紀錄,這則日記應該是當日紀錄,不是補記,因為記載了當日天氣,以及收發信件等雜務,這則日記看起來像是抒發經歷了一連串外交與政治動盪之後的感想:

 

[五月二十四日]

氣候:如黃公度詩。

 

治事:寄尹、薛信,及凌贈與書。

 

通信:接到家信,仁陔寫。

 

悟夠,醒夠,但看究竟能否,幹否。莊嚴(制儀)、整齊(行事)、信實(存心)。做人。[編者註:黃公度詩:「半濕半晴梅雨道,乍寒乍暖麥秋天。」該詩句書於此日日記頁眉](徐志摩,200390)

 

由此推測,徐在五月二日到二十三日間,陸續在美國的報紙、紐約華報以及寄來美東的過期中國報紙中,讀到巴黎和會日本侵害中國山東權利的消息,中斷了日常流水帳式的日記(是否意味著打亂了徐的日常生活步調?),然後在事件告一段落之後,徐特別在日記中補述這段經過。徐在日記中突顯的日期,是五月一日,也就是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發生劇變後,中方的反應。所謂的「五四運動」的消息,徐大概要到六月才得知,所以五月二十四日後,日記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才又有日記,但這篇日記已將焦點放在「五月四日以來全國蜂起情事」:

 

[六月二十二日]

自吳城到北場夏令會。

 

摩來美但九月,對于留學生情形不甚周悉。此次遄赴夏令會,並非有宗教興趣,亦非以避暑晏息為宗旨。此來蓋為有多數國人會集,正好借此時機喚起同人注意。五月四日以來全國蜂起情事。國內學生已結有極堅固、極致密之全國學生聯合會,專誠援盾外交、鼓吹民氣,一面提倡國貨抵制敵貨。吾屬在美同學當要有所表示,此職任所在不容含糊過去也。(徐志摩,200393)

 

由這幾則日記,確實可以看出徐志摩雖在美國留學,但對中國的政治外交仍非常關注,除了收集美國華人報紙、中國報紙的消息外,尚與巴黎友人保持通信,故收到梁啟超新撰的政治文宣手冊《中國與世界和平》。徐在一九一五年與張幼儀結婚,一九一六年就讀北京大學法律與政治系時,經張家介紹,成為梁啟超的弟子。(李歐梵,200280) 因此,徐志摩針對美國華文報紙與中國報紙對梁氏的攻訐,特別在日記中寫下了爲梁氏辯護的內容,似乎可以推想,他當時在美國留學生界應也是極力爲梁氏辯護吧。若我上述的推敲正確,徐在日記中補記五月一日、二日事件,具有某種自我宣言、表達立場的意味。

 

此外,徐也熱心於學生會組織,與愛國運動的宣傳。他在日記中批評當時衣色加(Ithaca,康乃爾大學所在地)學生會會長譚某「熱心的事件,不外跳舞音樂,吃飯睡覺。」並說「由不得我想起胡適之在康納耳的時候。這麻布文袋,一袋不如一袋,豈不可嘆。」(徐志摩,2003112) 可見,當時的留美學生,並不都如徐志摩,對政治抱持積極進取的態度。不過,徐志摩到康橋之前熱心政治,是眾所皆知的事情,上述關於日記的討論,也只是多添一樁註腳而已。

 

B君所謂「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應該是指徐就算在與陸小曼熱戀、婚變、結縭之際,仍持續進行某種政治活動。關於這方面我就無法知悉了,期待B君將文章寫出來。其實徐志摩的新詩,也有許多首在嚴厲的批判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除了較著名的〈秋蟲〉、〈西窗〉之外,還有許多較隱微的作品,值得仔細推敲。

 

讀別人的日記,當然會注意一些八卦消息(嘖嘖,我最近怎麼老注意這些事情!),與B君討論過「徐志摩不為人知的一面」後,我在日記中又發現了「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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